1980年代开始的中国改革开放和全球化高度同步，全球化奠定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外部条件。
中美可以说是全球化过程中最重要的两个国家，中美投身全球化的目的各不相同。
美国希望中国成为一个低附加值商品供应基地，借助中国物美价廉的商品美国能够有效控制通货膨胀，同时中方大量购买美债有助于稳定美国金融。
美国更高一层的目标是改变中国。美国认为，只要中国参与全球化，实行市场化改革，就必然形成一个中产阶级阶层，这个阶层的壮大必然要选择政治代言人，这样就能为在中国搞颜色革命打下基础。
中国投身全球化的目的随着发展阶段不断调整，体现了改革开放摸着石头过河的特性。
通过对外开放倒逼体制改革可以说是中国改革前30年的基本政策。这阶段中国的改革和美国对中国的期望值相当的契合。中国2000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全面与国际接轨。2003年民营经济在GDP中的贡献率升至50%以上；2004年修改的宪法明确写入公民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2013年市场被定位为资源调配的决定性因素。
然而中国改革开放前三十年的工业存在大而不强，过度集中于低附加值加工装配的弱点。全国无数条汽车，电冰箱，空调，电视机生产线以及关键零部件都是进口的。中国是一个十几亿人口的大国，中国不可能把经济发展寄托于出口低端商品之上，中国的环境条件也不允许中国走这种经济发展模式。
为了推动产业转型，2010年10月，国务院发布《关于加快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决定》，2012年国务院公布《 十二五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规划》，2015年《中国制造2025》公布。因此，对外开放，市场化和民营经济的快速发展，并不是中国经济在全球化时期的全部，这一时期的另一特点是国家运用‘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模式发展战略产业。
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美国出现走下坡路的趋势，而中国开始了产业向高技术升级的长征。这一升一降，扰动了美国政客们的神经，美国对华政策由合作为主转向以遏制为主。
彼得·纳瓦罗，两届特朗普政府高官在2012年出版《致命中国》一书，宣扬 “中国威胁论” 。与此同时，帮助特朗普2016胜选的关键人物班农游走全球，他将中美关系定义为一场你死我活的制度、价值观和文明冲突。
在中国提出制造业2025计划的时候，韬光养晦仍然是中国外交的基石，中国不想挑战美国二战后制定的国际秩序。但美国人坐不住了，中美关系基调由合作转向对抗，关键是美国推动的全球化对其本身造成的伤害推动的。
世界知名学者，哈佛教授罗德里克把资本，人民利益和国家能力归纳为全球化时期的三大主要玩家。他提出全球化不可能三角，认为在全球化过程中这三者利益不可能兼顾，一方利益的获得必然以其他方的损失为代价。
以新自由主义为理论基础的美式全球化给予美国垄断资本太多的扩张自由。美国垄断资本一方面通过全球布局输出制造业，另一方面大力投资高科技公司，美国高科技公司的股市价值日长夜大，导致财富急剧向少数富豪集中。资本疯狂敛财的代价是美国国家债务急剧膨胀，产业出现严重的空心化，普通人民收入增长放缓甚至停滞，社会两极分化。
以保护美国国家利益和美国人民利益自居的美国MAGA派应运而生，他们的基本诉求之一就是终止全球化。 班农把美国金融和高科技资本的代表人物称为全球化分子，指责他们联手出卖美国利益。
借助MAGA浪潮，特朗普先后两次上台。2018年特朗普发动贸易战，2024年特朗普发动针对全球的关税战，至此美国推动的全球化宣告结束。
美国在自己推动的全球化进程中失败了；但中国从全球化中获得的成就却举世瞩目。
为什么中国在全球化中所获巨大？原因基本上有两条：1，强大的中央政府通过及时发布产业政策发展实体经济，推动产业结构转型。2，全球化为中国提供了一条通道，使得中国能够将土地资本化和企业改制后形成的生产力通过大规模出口得到变现。这种变现使得中国能够大幅度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积蓄推动产业升级的能量，建成产业链最完整的工业体系。
但当前有利于中国发展的外部条件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特朗普政府和其间的拜登政府，虽然在内政外交上有不少差别，但在对华政策上高度一致。美国政府遏制中国的政策可以概括为：高科技禁运；高关税和各种毒丸条款阻碍中国出口，组建把中国排除在外的稀土和芯片产业链国际同盟。
第二，随着中国制造业走向高端和产能不断扩大，欧盟，甚至一些中等国家对中国的出口也感到吃不消。中国受贸易保护主义的限制越来越明显。
很大程度上美国和欧盟、日本、韩国是二战后形成的利益共同体，他们之间在经济、国防、文化和意识形态上的渊源极深，软硬实力皆强。欧盟和特朗普的矛盾集中于关税和国防支出，但中国制造业的升级和强劲的出口可能对欧盟经济造成严重伤害。中国可以利用美国和欧盟之间的嫌隙腾挪，但不要设想中国和欧盟联手对付美国；反过来美国和欧盟联手对付中国的可能性更大。中国是在美国主导的体系中寻求发展。但如今美国觉得吃了亏，必然会利用体系来遏制中国。要击退这种体系的力量并非易事，需要高度智慧的应对和长期的积蓄。
中国的内部条件也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国内有一种片面的解读，即把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成就全部归功于引入市场机制和融入国际经济体系。其实有四大要素支撑了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快速经济增长：第一，大规模的土地转化为资本，为过去四十年中国经济的发展注入了成千上万亿的投资；第二，成千上万个国企和集体企业转化为民营企业本身也是一种强劲的经济扩张行为；第三，庞大的受过相当教育培训的劳动力人口以低成本方式投入国际经济大循环，第四，建国以来打下的各种基础，包括完整的工业体系，全民教育，基础设施等等。
建国77年是一个整体，前三十年的特点是勒紧裤腰带，打下基础，但缺憾是阶级斗争扩大化，僵化的意识形态阻碍了大量资源转化为发展资本，可以说是守着金山银山却只知道向土地刨食。中国参与全球化最大的好处，是提供了一条通道，使土地资本化和企业改制后的生产力能够通过大规模出口实现变现。但大规模的资本化有利有弊，下文再展开。
目前国内房地产已经是强弩之末，占国内GDP四分之一强的房地产业的萎缩对地方政府财政，相关产业的景气和金融系统的稳定冲击极大。国内庞大的产能在出口受到各种限制的情况下必然利用不足，这对经济增长，就业和消费增长带来严重压力。
中国现在处于一个非常难受的时期，内外条件的变化呼唤中国推出新型的发展模式。为此，中国需要再一次的思想解放。这种思想解放必须建立在对新中国建立以来各阶段的成功和失败的民主讨论和准确分析上。
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的信心可以说建立在如下基础上：1，里根提出的涓滴理论，即资本获得利润后会以扩大生产投资提供就业的方式惠及下层人民。2，民主机制能使政府通过税收，工资制度，社保机制调节劳资关系，保持社会稳定。
但全球化以来西方国家的现实证明涓滴理论只是一种空想。资本获利后并非首先扩大生产投资；资本有太多的途径让自己跳过生产端增值，例如企业并购，寻求垄断，委托信托，投资股市、房地产、比特币等资产市场等等。正是这些机制让富人越来越富。穷人，甚至中产阶级，在社会财富中的总体比重下降。
多党议会民主虽然能通过立法来缓解劳资矛盾，但不能根除劳资矛盾。相反议会通过的法律，很可能夹带党争的色彩，这样的法很可能推高企业成本，导致西方企业普遍竞争力不足。
然而，中国社会，包括各级政府中的一些官员，受里根涓滴理论影响很大。无论是‘先富带后富’还是‘做大蛋糕’概念都有着里根涓滴理论的痕迹。在中国的市场化过程中，有把市场化等同于私有化（民营化）的倾向。不少人宣称只有大规模国退民进才算建立和市场经济相符的产权制度，才能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
中国政府是中国市场化改革的推动者，各方利益的调节者。中国各级政府的权力极大而且合金量极高。在这种情况下，受里根涓滴理论影响的官员和学者就可能在为人民服务还是为资本服务上发生动摇。这种动摇导致官商关系不清不楚，即为大规模腐败提供了条件，又造成人民的不满，影响政府的执政合法性。
一个偏好资本的社会必然造成社会断裂。这不仅发生在西方国家，也出现在中国。清华大学社会学教授孙立平是国内提出“断裂社会” 概念的第一人。他认为90年代后，中国出现 “结构定型、精英联盟、寡头统治、赢者通吃” 的趋势。中国精英阶层与国际资本的关系要比他们和国内一般民众的关系更为紧密。
专业机构估算，2023年全年约有一万名资产超百万美元的高净值人士迁出中国，人均带走约480万美元，总计“走资”约480亿美元。中国买家长期高居美国房地产国际买家首位，其购买的房屋中位价（约72.3万美元）几乎是全美房价中位数的两倍。在新加坡，中国内地买家买走了近20%的黄金地段豪宅。中国八成身价超60亿的超级富豪选择将孩子送出国门，远超印度（50%）和日本（10%）。
与中国精英阶层“用脚投票”的现象相对应的是国内有相当数量的人口不能过上合适的生活。目前中国有2亿人单身，预计2025年底将达到3亿。全国病态光棍人口估计超2000万。全国流动儿童7109万人（随父母打工），留守儿童6693万人，两类儿童合计1.38亿人，占中国儿童总人口的46.4%。
有钱人到国外投资消费，没钱人国内消费不起，是中国内需不振的首要原因之一。
美国的社会问题往往成为中国的镜像——美国已经发生的，中国可能正在经历，或将在不远的将来出现。衡量收入两极分化的基尼系数在中美两国之间已经十分相似。美国社会以缺乏社会共识而著称，人们对官方宣传关注度下降，自媒体平台成为很多人的首要信息来源。中国也朝这个方向突飞猛进。当今中国几乎在所有社会热点问题上，都存在针锋相对的观点。公开叫板的，指桑骂槐的，冷嘲热讽的，比比皆是。
美国年轻人中嗑药的，丧失人生意义的，自杀的比例越来越多。但最近披露出的相关文件显示中国年轻人中的问题也相当严重。《中国国民心理健康发展报告》显示，18-24岁年龄组的抑郁风险检出率达到24.1%（2020年数据），青少年自杀已经成为显著的社会问题。
中国政府和社会必须摒弃“涓滴理论”，必须认定市场机制只是工具，市场化不等于私有化，政府必须首先为广大人民利益着想。政府只要做到真正的为广大人民服务，就能和人民的立场同频共振。在这种基础上，政府能够更开放地接受人民的批评建议，实行比西方更深入更广泛的人民民主。
中国的企业家群体也是人民中的一部分，中国政府要防止企业家群体与人民大众利益发生割裂。当企业家群体的利益和人民大众利益紧密结合时，他们也能更安心的扎根中国。
这样中国就能为全世界树立一个榜样，一种新型的发展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