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岁女孩Mei在实验性基因治疗后去世，这种由研究者发起、让罕见病患者自费参与实验性治疗的路径所引发的话题，被推上了舆论的风口浪尖。

　　这个悲剧的背后，是全国约2000万罕见病患者无处求医的集体困境：国内仅207种罕见病被纳入官方目录，绝大多数病种无上市特效药，康复治疗耗资百万却收效甚微，实验性治疗成为许多患者家庭眼中唯一能彻底改写命运的救命稻草。

　　对于不少罕见病患者及其家属而言，实验性治疗无异于一场生死赌局，但有时候又不得不赌——哪怕病不致命，也可能让人生不如死。6岁女孩的不幸逝世和新规的落地带来了相应的监管收紧，如何实现医学科研探索与安全合规的平衡，正在成为罕见病群体进行实验性治疗的一项新课题。

　　听到Mei死亡的消息，田青简直不敢相信，她逐一检视推文IP，一度认为“是间谍来破坏中国罕见病的治疗推进”。

　　2026年7月23日，学术期刊《Science》与科研诚信监测机构Retraction Watch联合发布了名为《致命反应（A Fatal Reaction）》的调查报道，披露了一名6岁女孩Mei，在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下文简称“新华医院”）接受基因治疗后死亡。

　　事后，医院伦理委员会认定，Mei的死亡与治疗相关，而事实上主导治疗的仇子龙——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松江研究院资深研究员，以及治疗采用的科研路径——研究者发起的临床研究（investigator-initiated trial，简称IIT），被舆论推上了风口浪尖。

　　田青的孩子患有因SCN2A基因变异导致的罕见病，其所属的亚型，患者表现出智力障碍，并伴有孤独症谱系障碍（俗称自闭症）的症状。如今，6岁的孩子无法说话、不会吃饭、大小便不能自理。

　　自出生42天发现异常后，孩子便开启了康复训练，如今每天要上四节课，每周上六天，涵盖语言、运动、精细操作、社交等内容，田青全程陪同。六年来，花费了一百多万元，但收效寥寥。

　　面对致病性基因变异引发的疾病，单独处理并发症往往治标不治本，田青和许多患儿家属都对目前尚处实验阶段的基因治疗寄予厚望。与Mei的父母一样，田青和其他患儿家属联系了科研团队，尝试通过IIT的形式推动基因治疗，目前筹资已过百万元。团队成员曾告诉田青，治疗在小鼠阶段实验的效果不错。

　　但自2026年5月1日国务院令第818号《生物医学新技术临床研究和临床转化应用管理条例》（俗称“818号令”）实施后，科研人员多次告诉她医院内部审批收紧，团队忙于补交材料，试验仍未推进到下一阶段。

　　希望正在退散，田青感到沮丧，她担心临床研究放缓会使孩子错过发育的最佳时期。“你体会不到这种灰暗，”田青说，“感觉生活在一摊淤泥里，（疾病）像一只大手始终拉着你，脱不了身。

　　由于新规出台与Mei的离世，原本被许多罕见病患者视为希望的IIT正在产生变数，之后它会走向何方，关乎许多人的命运。

　　何处可医

　　当拉罗尼酶浓溶液进入身体后，张笑有一种“松绑”的感觉。不到半个小时，肌肉和软组织的紧绷感减退，呼吸变得通透舒畅。但这种轻快仅仅持续了26周，而后临床研究结束，如果自费用药，张笑每周的开销将接近8万元。

　　早在幼儿园时，她就发现自己与别人不同：难以下蹲，手臂不能自由屈伸，洗手、穿衣服、系鞋带都成了难题。4岁那年，她在北京协和医院确诊了黏多糖贮积症Ⅰ型，一种基因变异导致的常染色体隐性遗传疾病。无法代谢的黏多糖常年贮积，导致骨骼、肌肉、神经系统进行性损伤。随着病情进展，她的视力受损，呼吸困难，一旦气温超过25度，呼吸道就会“很粘很紧很痒”。

　　此后的25年里，张笑无药可用，直到2022年，她参与了拉罗尼酶浓溶液（商品名“艾而赞”）的四期临床研究。这是唯一有效的酶替代治疗药物，2003年在美国获批上市，17年后进入中国。

　　据2026《中国罕见病行业趋势观察报告》，中国人群中已知的罕见病超4000种，患者规模约有2000万。

　　但目前被纳入中国《罕见病目录》的疾病仅有207种。除了发病率低、危害性大，被收录者还要满足“有明确诊断方法”和“有治疗或干预手段、经济可负担，或尚无有效治疗或干预手段、但已纳入国家科研专项”这两项要求。

　　这意味着多数罕见病仍旧没有特效药品，甚至罕有学者研究，即便是已有药物，高昂的价格成了压倒患者的稻草。

　　为推进治疗，张笑一方面写公开信、接受媒体采访，呼吁将拉罗尼酶浓溶液列入国家医保药品目录，希望天价药能普惠罕见病患者；另一方面，她将目光投向了IIT——它由医疗机构研究者基于临床问题发起，不以药品、医疗器械注册上市为目的。

　　西南某三甲医院曾邀请张笑参与IIT，通过AAV（腺相关病毒）开展基因治疗。但最终出于安全性的考量而未果——研究者的履历偏向肿瘤而非遗传性代谢类疾病，加之张笑因腿疾无法独自出行。事后她听说，有患者参加基因治疗后产生了较严重的不良反应。

　　尽管IIT受挫，但有特效药的黏多糖贮积症Ⅰ型患者依然是幸运的少数。

　　与约翰·霍普金斯医院、波士顿儿童医院的专家结束远程问诊后，黄倩得知孩子所患的莱施-尼汉综合征（Lesch–Nyhan syndrome，LNS）在世界范围内没有成熟的治疗方案。“这一刻我是最绝望的。”黄倩说，“我一直在降低对孩子的底线，哪怕不太聪明，我可以陪他康复，但现在发现没有治疗方法。”

　　孩子现在9岁，语言能力羸弱，有时想喝水都要靠眼神或发音沟通，并伴有强迫性自伤行为，若不留意便会将嘴唇和手指咬得血肉模糊——这是LNS最显著的特征。

　　黄倩意识到，如果无人牵头，对LNS的研究将如过去六十余年那般缓慢。在2018年年底——孩子确诊的同年，黄倩便与曾经从事罕见病药物研发的学者陈懿玮博士联合成立了“蚕宝儿LNS罕见病关爱之家”，并于2021年4月正式注册为公益组织，这是国内最大的LNS患者社群。

　　这些年团队建立了全球LNS文献库，推动HPRT酶学检测本土化，还与复旦大学人类表型组研究院合作，开展了LNS的自然病史研究——这通常只是药物研发的早期工作。

　　罕见病患者自发推动科研的努力不乏其人。圆姐是“千里行CMT互助之家”的发起人，她和女儿都患有CMT，即腓骨肌萎缩症。为填补国内研究的空白，圆姐主动联系了中山大学公共卫生学院专家，并联合中国罕见病联盟与北京病痛挑战公益基金会，根据五百余位患者信息，于2025年写成了《中国腓骨肌萎缩症（CMT）患者健康状况、疾病经济负担与生命质量调查报告》。

　　不了解腓骨肌萎缩症的人或许会望文生义，但圆姐告诉《南方人物周刊》，肌肉萎缩只是临床表现之一。肌肉与神经的疼痛与震颤、肢端畸形、慢性疲劳等症状贯穿了她的一生。CMT的部分亚型甚至会导致呼吸衰竭，2026年有两位病友因此去世，年龄均不满10岁。

　　几十年来，医学界对改变其病程无能为力。原本某机构告诉圆姐，针对其中一种亚型的IIT预计从2026年7月起招募患者，但818号令实施后项目进展一度放缓。

　　尽管圆姐已近中年，治疗作用未必显著，但她仍希望成为IIT受试者。“希望为我的女儿铺路，让她未来好走一些。”她说。

　　风险博弈

　　在大学报到时，18岁的刘方强拖着行李爬上一段陡坡，缺氧感和心绞痛袭来——这是冠心病的症状，罕发于年轻人。

　　自两岁起，他的身体出现黄色瘤，先是屁股，然后蔓延到膝、肘关节，而后是手指缝、脚后跟、脖颈、耳后，乃至眼睑，无孔不入。小县城的医生往往将这当作皮肤病处理，单是激光和冷冻除瘤，刘方强就经历过十余次。瘤子最大时肿得像核桃，直径有三至五厘米，光是屁股上同一个位置，他就接受过三次切除手术。

　　导致异常的真凶是“纯合子家族性高胆固醇血症（HoFH）”，一种遗传性脂质代谢疾病，它会削弱肝脏清除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LDL-C）的能力，这些黄色瘤便是胆固醇积聚的产物。

　　尽管刘方强常年服药，但未能触及病根——基因。“低密度没有办法再往下降了，”他说，“我去做IIT拼一把还有可能。”2023年，他在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参加IIT时，右冠状动脉狭窄约90%，几近闭塞，而左冠状动脉狭窄约30%。

　　医生以AAV为载体，将功能正常的基因序列送入刘方强体内。如果一切顺利，他将重获代谢LDL-C的能力。

　　作为第一位受试者，他只能接受低剂量注射。一针过后，治疗告一段落。在配合抑制剂治疗后，刘方强的LDL-C从原本的9～10mmol/L最低曾下降至6.4mmol/L，平时维持在8mmol/L左右，而在接受试验治疗前，抑制剂对他毫无作用。配合其他药物，刘方强如今控制在4mmol/L左右，仍略高于普通人0～3.4mmol/L的正常范围。

　　不是每个患者都愿意接受低剂量的AAV治疗。第一次注射后，人体会对病毒产生抗体，再次注射不仅疗效不佳，而且可能引发不良免疫反应。一旦疗效不显著，患者可能无法再接受同种治疗。

　　随着剂量攀升，有患者收获了不可思议的疗效。刘方强告诉《南方人物周刊》，有高剂量受试者的LDL-C浓度降到了不足1mmol/L，就连血管的粥样硬化都有了逆转趋势。两年来病情未见反复，患者已经停止服用降脂药物。

　　治疗后，刘方强除肝酶一过性升高外（短期升高后又恢复正常），仅有一两日的咽喉疼痛，加之病友疗效显著，他便建议同是患者的姐姐参与IIT。如今配合药物治疗，姐姐的LDL-C浓度从9～10mmol/L降到了2mmol/L左右。

　　但并不是每一次IIT都会像刘方强这般不良反应轻微且疗效显著。比如被广泛报道的6岁女孩Mei就在2025年3月31日，因与试验用药绝对相关的血栓性微血管病去世，后续试验终止。

　　据相关报道披露，Mei的治疗使用了AAV作为碱基编辑器的载体，而且是双AAV——编辑器过大，不得不拆分开，用两个载体运输。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神经内科主任、神经系统罕见病创新诊疗与转化北京市重点实验室主任樊东升介绍，不良反应严重程度通常与AAV的剂量相关，因而在设计试验时，通常有剂量爬升的过程。

　　以樊东升主持的一项以AAV为载体的针对肌萎缩侧索硬化症（又称渐冻症、ALS）的基因治疗为例：患者每三人分为一组，从低剂量开始注射，每组中的第一位患者注射后，若观察28天左右无不良反应，便由医生与科研人员共同参加的安全审查委员会决定试验是否继续。同组的另两位患者注射且无不良反应后，再次召开安全审查委员会，决定下一剂量梯度的注射事项。

　　尽管事事缜密，但第一位接受高剂量注射的患者还是出现了肝脏损伤，经安全审查委员会讨论后，团队决定停止高剂量试验，转而探索剂量降低时，能否在保持疗效的同时降低风险。

　　樊东升反对一味追求高剂量及其高疗效，他认为在平衡效力与风险时，临床医生应当发挥更重要的作用。“研究者对临床缺少直觉，”樊东升解释道，“哪怕动物模型上都是安全的，临床中个体之间仍有很大差异。”

　　对于剂量，患者家属亦有其他考量。“治疗罕见病是会死人的，多少科学家不敢碰，人家（仇子龙）真的是为了科研。”白亮不认同一些舆论对仇子龙的态度，他是一名Phelan-McDermid综合征（一种基因功能突变导致的罕见神经发育障碍性疾病）患儿的家属，孩子也在等待IIT治疗的机会。

　　新华医院事发后，白亮担心以后医生们不敢尝试高剂量注射。考虑到病人能承受的AAV注射次数极其有限，有些病人及其家属反而更倾向于接受高剂量注射一步到位。白亮表示，如果聊胜于无的改善无法帮助患者生活自理，那实在有些不尽如人意。多位患者家属也都向《南方人物周刊》表达过类似的态度。

　　在樊东升看来，家属缺乏面对死亡的经验，即便表示可以承担风险，但不一定做足了心理准备。更重要的是，如果患者的病情尚未危及生命，“没有人有权力终止患者的生命。这个口子一开，所有患者都可以接受高风险治疗，那就乱套了。”樊东升说。

　　▲为了确认携带 Mei 所需基因编辑器的病毒是否能够到达她的大脑，科学家将该疗法注射到猴子体内，并用一种靶向编辑器部分区域的荧光抗体对猴子的大脑切片进行染色（左图）。对比放大的组织图像（右图）中标记基因编辑器的组织（红色）和标记所有神经元的组织（绿色）显示，该疗法似乎能够到达大多数神经元，但一些研究人员对此持怀疑态度 图/《Science》

　　“孩子以后怎么办？”

　　时间不是罕见病患者的朋友。与《南方人物周刊》交流的罕见病患者家属都有一种紧迫感，他们期待在孩子长大前，能够用上特效药或者参与IIT。

　　白亮的孩子现在3岁，能够听懂简单的指令，但无法用语言表达。如果任由病情发展，七八岁后患者有出现精神障碍的风险。自两岁确诊以来，白亮坚持带孩子做运动、认知、语言方面的康复训练，但疗效不甚显著。

　　Mei去世后，有舆论指责其家长不应当仅仅因发育迟缓便送孩子参与IIT。白亮则对此无法认同：“难道要错过孩子发育的黄金时期吗？精神障碍确实不会致死，但已经无法生活下去了。”白亮得知有年龄稍长的患者，在发病时连父母都不认识，何况父母也不能陪孩子一辈子，“孩子以后怎么办？”

　　北京大学深圳研究生院人文社会科学学院讲师吴焱斌指出，IIT的优势在于常规审查由机构内设委员会完成，而非外部的权力机关，这有利于提升科研效率。因而，受试者能较早接受尚未纳入常规治疗的技术干预。

　　成熟的IIT还会为患者提供资金支持，尽可能消除患者参与研究的障碍，以刘方强参与的项目为例，便会发放检查、交通、采血三方面的补偿费。

　　不是所有罕见病都有IIT，许多患者不得不自费推进科研，一如Mei的父母。白亮了解到，某个正在招募患者的IIT，每个家庭需要承担百万级别的费用，而且在818号令后，费用还呈现出上升趋势。

　　价格变动的链路间接而漫长。818号令的第十五条、第十七条规定，临床研究机构应当从临床研究通过学术、伦理审查之日起，在5个工作日内向国务院卫生健康部门备案，后者按规定组织专业机构评估已备案的临床研究。

　　此前只要临床研究机构（通常是医院）批准，IIT便可以开展，不同机构间缺乏统一的标准。818号令明确规定的备案、评估，倒逼了许多正在进行或准备中的IIT补充更翔实的前期材料。

　　不止一位自费筹资的患者家属告诉《南方人物周刊》，新规施行后，尽管没有硬性规定，但在非人灵长类动物实验阶段至少需要9只猴子，以往通常是3至6只，近期猴子的价格也从十几万涨到了二十多万。

　　前述新华医院的IIT中仅有4只恒河猴参与毒理学研究，而在樊东升近期申报的一项IIT中，有24只猴子参与实验。“需求量大，价格自然就上去了。”樊东升说，“要是只弄两三只猴子就说是安全的，那可能就不行了。”

　　实验用猴只是诸多开销中的一项。仇子龙在患者中获誉颇高的原因之一，是他曾答应患者免费开展小鼠实验。有患者家属表示：“仇子龙很谦卑，是唯一一个不让家长花钱做IIT的科学家。”

　　在相关新闻报道中，仇子龙的形象截然不同。Mei的父母将约86万美元转入了仇子龙指定的一个大学基金会、一家病毒生产企业、一家非人灵长类药物研发平台，以及杨侃——涉事论文的共同第一作者、新华医院副研究员——的私人账户。

　　民法典第一千零八条规定：“为研制新药、医疗器械或者发展新的预防和治疗方法……进行临床试验的，不得向受试者收取试验费用。”新实施的818号令第二十条亦有近似表述。

　　从事卫生法学研究的吴焱斌表示，这不意味着法律禁止受试者出资促进研发，而是受试者应当通过基金会等机构作为中介与科研人员对接，保证资金完全用于试验所需，避免科研人员违规取酬。

　　也有患者家属表示，推动IIT的费用动辄百万，若通过基金会则会产生管理费抽成，通常是10%，相当于变相增加了成本。

　　成本提升对多个家庭合力筹资的项目可能产生连锁反应。白亮举例，假设原本10人筹资1000万，当费用涨到1200万后，便会有家庭因无法承担额外的20万而离场，留下的人便要多分摊120万，进而有更多人撤离，直至项目无疾而终。“这是个多米诺，明白吗？”

　　“我们也担心要么不管，要么就管死”

　　“野蛮生长”，这是吴焱斌对818号令实施前的IIT的评价。

　　与患者的视角不同，许多临床医生和医学伦理学者都看好818号令。吴焱斌认为，它能够帮助科研人员松绑，尤其是为风险较高的试验提供了清晰的管理规定，比如第十一条，规定实施临床研究的机构应当有符合要求的学术委员会、伦理委员会。

　　后者本应在IIT中发挥安全性把关的作用。公开资料显示，上海市杨浦区卫健委曾于2026年1月20日，因“医疗卫生机构医疗质量管理和医疗技术管理制度、安全措施不健全”，对新华医院进行警告，并罚款两万五千元整。

　　此前《南方周末》报道，新华医院伦理委员会在审查该项目时，相关文件中曾提到“待动物实验病理报告完成后，需再提交伦理委员会”，但在猴子病理学检查报告出来后，仇子龙方并未提交至伦理委员会。

　　这意味着，伦理委员会自始至终没有看到非人灵长类毒理学报告。

　　樊东升觉得有些不可思议。他解释道，小鼠等啮齿类动物模型主要用于验证治疗的有效性，而非人灵长类的实验报告，则是衡量安全性的重要标准。通过毒理学报告，研究者可以了解猴子在安全前提下能够承受的剂量上限。当同一种试剂应用于人体时，剂量通常会降低一个数量级，樊东升补充道：“通常是猴子的1/10，甚至更低。儿童的剂量应当更慎重一些。”

　　合同研究组织PriMed为仇子龙团队出具的非人灵长类毒理学报告显示，参与实验的4只恒河猴均测出“弥漫性中度～重度肝细胞水肿”及其他不良反应。报告还提到，本次实验“动物数少，同时缺乏安慰剂对照组”。

　　在正式治疗前，不仅需要医生、科研人员、医院伦理委员会确认IIT的安全性，患者也需要充分理解潜在风险。818号令第十九条明确规定，临床研究应当取得受试者的书面知情同意。

　　据接受过AAV注射的刘方强回忆，他的知情同意书中详细介绍了试验设计流程、动物实验结果和潜在风险等信息。列举每一种风险时，知情同意书都写明了临床的应对方案。例如，“AAV基因治疗还可能引发血栓性微血管病，但这个发生率极低……必要时可以采取血浆置换进行治疗。”

　　得益于微生物学硕士的教育背景，以及曾参与制备AAV的工作经历，看完知情同意书当天，刘方强就决定参加IIT。

　　但更多的患者缺乏生物、医学方面的背景知识，仅凭一纸文书便远远不够了。“这样的知情同意只做到了同意。”吴焱斌说，“但没有保证知情。”

　　对此，他介绍了两种方法。一种是邀请独立的外部专家，向患者解释风险，避免内部人员淡化试验隐患；另一种则是北京大学第三医院等头部医院正在尝试的，院方提前准备文字、视频等材料并向患者讲解，而后由专家解答患者疑问，全程录音录像，避免专业问题解释不充分。

　　818号令带来的另一个重要变化，是要求研究机构向卫生健康部门备案，并接受评估。这并非没有先例，樊东升以自己主持的IIT项目SNUG01为例，自项目初期，北京市卫健委便积极了解进展、提供帮助。“我们也希望卫生主管部门了解，有困难可以随时沟通，减少出现意外风险。”他说。

　　对于评估，樊东升认为评估对象应当是试验的严重缺陷，在细节上大概不会字斟句酌。他以新华医院为例，如果评估时发现缺少了非人灵长类数据，就能对“严重的、不能解释的问题及时纠偏”。目前各方仍在新规的磨合阶段，樊东升期待不会有过度干预。“我们也担心要么不管，要么就管死。”他坦言。

　　孩子刚确诊时，白亮患上了焦虑障碍，严重时四肢疼痛、彻夜难眠。最近焦虑复发，他不知道孩子是否还能参与IIT，还想到了18岁美国男孩Jesse Gelsinger的经历。

　　1999年，Jesse在宾夕法尼亚大学接受基因治疗，4天后，因剧烈免疫反应引发的多器官衰竭而死亡，成为全球首例归因于基因治疗死亡的病例。此后三年，全美基因治疗IND（新药临床试验，Investigational New Drug）申请数量持续下降，2002年触底，而后在低位徘徊了十年。

　　但在故事的B面，美国卫生部门加强了对临床研究的监管，不良事件报告成为惯例，对早期试验的安全性监测更加严格，并逐渐引入独立第三方以保障患者知情同意。十年之后，美国基因治疗IND申请数量井喷，并在2019年达到高峰——近250件，几乎是Jesse去世那年的五倍。

　　（田青、圆姐、白亮、刘方强为化名。感谢王岳、陈娜珍为采访提供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