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我在法国巴黎结束了职业生涯，开始过起投资人的闲云野鹤生活。2018年，我搬回德国杜塞尔多夫居住，除了打高尔夫球，就是通过自己的网站和观察者网专栏，与全球的亲朋好友和知音们分享一些投资分析的成果。目前，我主要通过两个平台与全球的知音朋友和老同事们分享自己的投资分析成果：一个是在观察者网的专栏，另一个是服务器设在美国的德中精英会网（germansinocircle.com）。在这里，我与大家分享自己参与了解的行业内部消息，对重大地缘政治事件的独立思考和预判，以及对宏观经济走向的定性定量研究分析结果。除了真正了解我的近百位亲戚、挚友和老同事，我的国内外读者群正与日俱增，他们主要分布在巴黎、柏林、纽约、华盛顿和中国大陆，其中包括领英网上一个拥有两万多人的顶级全球投资群。通过这些信息分享和互动，我能够及时把握和深度了解相关国家重大地缘政治事件的经济利益背景、相关当事群体的商业模式底层逻辑，尤其是关键决策者的个人动机。

2022年，两位来自柏林的“不速之客”造访了杜塞尔多夫。作为“江湖闲散人士”的我，当然很好奇，现任联邦总理舒尔茨的团队与我毫无交集，她们为何会知道我的存在，不远百里地来向我讨教。其中一位来自联邦政府核心部门的中国事务负责人开门见山地对我说：“您也不用太故作谦虚。您和默克尔总理握过手，而我们没有如此近距离地接触过她。我们是通过您在德中精英会网站上的文章了解到您的。”通过与舒尔茨团队的多次交流，我了解到柏林“交通灯”政府当年对华的疏离和“去风险”政策，实际上反映了德国政界的深层结构性演变。中德政治和经济关系已不可能回到科尔、施罗德和默克尔时代那种基于理性利益的紧密联系。柏林的执政核心并非不了解北京也不缺乏理性，而是由于政治上的无奈，难以有所作为。为中德经贸关系在政治上保驾护航，维护现状已属不易，更上层楼则是难如登天。

与美国两党竞争、超级总统制下“赢者通吃”的模式不同，德国采用的是多党竞争的内阁责任制。在经历了失控的联邦总理科尔政府后，美国痛定思痛，通过舆论引导和操纵德国选民民意，成功在柏林复制了类似于南欧，尤其是意大利的政党版图碎片化现象。这意味着，在德国，任何一个政党都基本不可能单独组阁，得票率接近40%。2021年，德国组成了“交通灯”政府，即舒尔茨的社民党、自民党以及绿党组成的红绿灯政府。这三个党派虽然联合组阁，但各自有不同的诉求和想法。因此，德国政商精英的理性经济社会治理共识，很难在执政理念分裂的政府中得到一以贯之的落实。舒尔茨所在的社民党是德国的传统泛左翼政党，其基本盘位于北威州和下萨克森州等德国西部传统工业发达地区。这使得社民党天然亲近德国的传统支柱产业资本，例如大众、奔驰、宝马等汽车制造商，巴斯夫、拜耳等高端化工企业，以及西门子、克虏伯等机械制造巨头。这些产业资本事实上因为市场和供应链的原因，相当亲中，不断增加对华投资。之前俄乌冲突导致德国工业成本飞涨，巴斯夫迅速选择扩建湛江基地，将更多产能交给中国；大众也大额投资大陆造车新势力，进行联合研发和市场开拓；而宝马和奔驰也选择看好中国未来，重仓中国经济。

绿党作为一个60年代极左因环保主义而上台的政党，其能独立思考的第一代已基本退出政坛，当下掌权者基本都是被美国势力扶植把控的傀儡们，其基本选民是受美国宣传和价值观影响的非传统激进派德国人。该党的资金来源主要集中于跨国资本扶持的新兴产业，例如德国本土的一些光伏厂商和清洁电力销售商。这些受国际资本扶持的新兴产业一方面要听命于远在纽约或加州的资本，另一方面又因与我国在光伏等优势产业的竞争中失败而表现得更加反华。因此，相较于默克尔时代的基民盟和施罗德时代的社民党、联合组阁的传统自民党和绿党等新兴政党基本被白左们把控表现得更加亲美、极端和反华。舒尔茨出于内阁内部关系和政党合作的考虑，加上他本人从汉堡市长到联邦财政部长期间，因用纳税人的钱回馈金主的丑闻，使（美国中情局及其支持的）对手掌握了把柄，因此不得不考虑他们的意见，不得不接受甚至炮制一些自认为无伤大雅的反华事件。这种扶持关键少数、制衡本土主要政党的方式，也是美国对欧洲一些国家实行政治控制的主要手段之一。

2024年4月月中时，德国总理舒尔茨带领了一个由西门子、奔驰、宝马、拜尔等德国工业巨头高层，以及多个内阁部长组成的代表团，对中国展开了友好访问。在行程当中，访问了多个有大量德国投资的城市，并展开了一系列会谈，舒尔茨也承诺，要和中国进行更多的合作，减少冲突与分歧。但舒尔茨刚回国没多久，增强合作减少冲突的共识，似乎就被德国人炮制的一起间谍案给打破了。德国警方抓捕了4名德国公民，指控他们是中国间谍，为我国提供关于德国军事，政治以及经济与科技的敏感情报。同时也用这起间谍案将矛头指向了中国，传唤我们的驻德大使，通报所谓的间谍案件，并指责我们破坏了德国的国家安全。一边是总理在中国大谈中德友好与合作，另一边是炒作所谓的中国间谍案，德国的政坛仿佛陷入了精神分裂。这种德国政府的前后分裂，实际上体现的是德国作为一个整体，目前所面临的政治分裂，政客们小集团利益为先的作茧自缚困局。

去年应该是走过场的联邦议会选举，即当地时间2025年5月6日下午的第一轮联邦总理选举投票，默茨出人意料未能获得多数支持顺利当选，引起了德国舆论的哗然。默茨在震惊之余，与多位高级官员召开了紧急会议，最终确保了自己在德国联邦议院第二轮投票中当选总理。这起德国政党版图碎片化，导致总理人选已完全失控的闹剧演示了默茨虽然是德国总理，但他在本届德国政府中并未拥有如同科尔和默克尔（甚至在自己所在的基民盟和基联盟内部）那样的领袖地位，更谈不上能保证德国政府政策和行为的一致性。默茨此次出访，是被传统德国资本的当下中德关系忧心忡忡逼使，他不得不姗姗来迟。除了被动地照顾德国经济基本盘，他更多地是想效仿华盛顿白宫，成为北京一把手的好朋友，建立通话渠道，随时施加影响；而不是计划违背德国被操纵的主流反华民意，真正切实地为改善中德经贸关系，做出自己的贡献。周末德国工商总会（DIHK）公开表态，在中国开展业务的风险正在增加。德国工商总会主席彼得·阿德里安（Peter Adrian）对德新社表示，中国正在许多行业显著扩大其在全球市场上的地位。“这对德国企业来说是一个机遇，例如通过当地强大的技术进步和创新能力。但与此同时，风险也在不断增加，例如政府干预和不平等的竞争条件。”在此背景下，德国总理的周二中国之行恰逢其时。默茨周末也表示，访华后将按计划造访美国，计划呆一周左右，暗示了访华后对表华盛顿的理所当然。

目前，美国人对中国的本土自主创新发展势头已经感到无可奈何，想要进行未来的决战，只能积极谋划打压中国在全球的供应链市场布局，巧取豪夺法德产业，逼迫西欧产业向外转移（最好是向美国转移），到美国能够更好控制的地方，从而将整个排除了中国的供应链的西欧市场重新纳入美国政治的完全掌控之中。在这套体系中，没有第二个能够影响犹太资本绝对优势地位的势力。为了建设这样一个体系，日本和韩国可以作为供血的牺牲品，而法国和德国则可以提供产能转移和工业供应链支持。是成为美国的牺牲品，还是成为中国的合作伙伴，取决于默茨此次在北京能否展现足够的政治智慧，放低姿态，调整为学习和倾听的心态。至少目前，默茨的柏林政府让人看到的只有德国工业0.4，所以他本人无法跨过自己设的坎，也无所谓问题不大。目前，唯一对中德关系有利好的因素是，德国的工业资本依然坚定地押注中国。商界精英们清楚地认识到美国的地缘政治诉求，以及其对德国实体经济的不确定性风险和战略竞争态势。对德国的传统工业资本而言，他们对中美之间的短期和中期冲突并不感兴趣，相反，他们更希望利用快速增长的中国市场来提升自己的业绩和全球竞争力。只要当下能赚更多的钱，中长期全球竞争地位稳如泰山，贝尔伯克们所说的美国市场风险更低、更政治正确，他们就当作耳旁风、过眼云烟。巴斯夫的总部可以不在路德维希港，而设在湛江；宝马最大的工厂可以不在慕尼黑，而设在沈阳。

孟凡辰博士2026年2月22日星期日于上海酒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