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刘梦龙

当代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越来越为人们所重视，面对当代世界风诡云谲的复杂形势，如今的年轻人对二十世纪中国革命怀有一种格外强烈的认同。与之相应，围绕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革新，尤其是在社会实践中的运用，人们又存在广泛的分歧与争论。今天，我们就简单谈一下，如何理解共产党人作为先锋队与作为革命主体的广大人民之间的联系，尤其是随着人民的水平不断提升，社会主义理念得到广泛认可，这在当代又带来了一些什么样新的变化。

一

客观地说，整个二十世纪社会主义革命，其实是一个充满了精英，天才，先锋队色彩的运动。一个强而有力，英明正确的领袖核心，比如列宁同志，斯大林同志，毛泽东同志，往往是整个社会主义运动成败的关键之所系。

因为如此，很多人不免在主观上这样看毛主席，把他看作一位救世主，并如此表述这段历史。但是，我相信毛主席绝不愿意你这样看他，不愿看到今天的我们在影视作品中把他和共产党人表述成救世主。

事实上，1945年当抗战胜利在即，毛泽东同志在七大闭幕式上做了以《愚公移山》为题的闭幕词，专题强调了这个问题。无论怎样的精英荟萃，日益壮大，共产党人的事业是壮丽伟大又始终艰险复杂的。革命的事业本质是一场愚公移山式的壮举，决定胜利的伟力只能是来自我们的“上帝”，也就是人民。

一切革命工作的基础，目标都是为了争取人民，只要觉悟了的人民才能实现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终毛泽东同志一生，他始终坚持人民万岁这个理念，将人民置于革命的主体。所以，就如《国际歌》所唱的那样，“从来没有什么救世主，不是神仙也不是皇帝。更不是那些英雄豪杰，全靠自己救自己！”这是马恩以来，共产主义者所始终坚持的基本理念，并由毛泽东同志通过一生的实践探索，提高到了一个全新的理论高度。

如果我们把这一理念放在二十世纪共产主义革命的大背景下，就会更好地理解，毛泽东同志为什么会如此重视它。如我们所知，二十世纪社会主义革命普遍胜利在那些相对落后的国家。

而当革命走向胜利，几乎所有的社会主义政党都面临这样的问题，在夺取政权，保卫政权的过程中，单纯的社会主义主张不得不和民族主义，爱国主义等主张相结合。尤其是在那些相对落后的国家，受到过良好教育的人才是一种稀有资源，像社会主义这样复杂的意识形态更是在群众中缺乏直观的认知。

因此当它胜利的那天，它的内部早已充满了大量不同主张的旧体制精英和追随者乃至投机者。到了这个时候，它已经单纯从一种志同道合的理论派系发展为一种政治身份，而这种身份又意味着政治权力。

为了应对这种情况，每个掌握了政权的社会主义政党都本能的试图实现思想的再统一，通过党内的再教育，再培养来完成转化。然而客观实践上，这个过程普遍的不顺利，就像列宁说的，我们把官僚们从门口赶了出去，他们又从窗户爬了进来。对于那些抱有不同动机的参与者，作为执政党的社会主义各党派普遍缺乏拒止力，转化能力也相对有限。这俨然成为一个稀释的过程，而稀释到一定程度就意味着变质。

在这种情况下，党员作为一种政治身份，本质上更多是统治阶级的二次筛选。在这个过程中，政治主张是一部分，但随着时间的发展，统治机器的不断扩张，并不是最重要的一部分。其关键是通过二次筛选，用一套更加可靠更加简练的人马作为更加庞大统治机器的节点。

这是一种双重驾驭，形成一种带有广泛性，具备相对独立性和灵活性，便于在固有的规则之外，随时转向的统治机制。而成为党员只是初步，只有通过工作和实践，随着党员在党内地位的提升，再通过不断教育和重重考核，才能最终成为被认可为共产主义者和党内精英的一分子。

这个机制当然不是一劳永逸的，它也面临着隐患。一切科层制的组织都不可避免在长期的运行中，权威逐渐代替意识形态的认同，下级越来越变得对上级的地位而非对能力与主张的服膺。随着党的组织和行政机器密切结合，不可避免的要面临官僚化和腐化。虽然通过家法和国法的双重约束，每一个社会主义政党都努力通过自净运动来对抗这种趋势。

但从长远来说，这种自我清洁是很困难的。尤其是随着执政时间的增长，整个国家机器不可避免的日益官僚化，执政党的队伍也无可避免的臃肿化，毕竟这本身就是一个只进不出的系统。虽然理论上存在自我退出的机制，但这套机制在执政体系下是不现实的，而被动退出能治贪治腐，却不能有效的治庸治思想异化。

二

正因为这种日积月累，定期的强力整顿和自我清洁往往是不可避免的，这种运动式的做法既是迫不得已，有利有弊，至今还是带有争议的。甚至在一些人看来，这是一种西西弗斯式的徒劳，乃至导致了人们对毛主席晚年实践的一些激烈争议。

无论你怎么看待毛主席的努力，都不得不承认任何组织一旦长期执政，掌握现实权力，就不可避免会有精英化的趋势。但革命胜利，或者说革命长久胜利的本色是什么，为什么欧洲的社会主义阵营一推就倒，而中国社会主义的旗帜却可以始终飘扬，其根本就在于对革命的认同是不是深植于人民之中。

这就是为什么人民高呼毛主席万岁，毛主席始终回应人民万岁。在客观上充满了精英色彩，甚至是英雄主义基调拉满的中国革命历史背景下，作为绝对主角的毛主席却不断强调社会主义事业的人民性，压制其精英性的一面。

一场革命，取得政权仅仅是“万里长征的一小步”，从本质上说社会主义的事业，是一场我们看不见尽头的漫长远征，是要通过“子子孙孙无穷匮也”来不断实践 探索一下的愚公移山。那么要怎么保证它的方向不会偏差，不会半途而废。显然，它的成败只能取决于广大人民群众有没有融入其中，并成为革命的主体，实现由被动到主动的觉悟。那种仅限于少数精英的被动式前进，要么人亡政息，要么精英阶层被胜利的果实所腐坏变质。

这也是为什么毛主席对精英主义始终保持警惕。立于人民之上的精英，久而久之，不可避免要形成自己的利益。一旦他们和人民的利益分离，就必然要出现口号和实践的错位，而这就是社会主义事业腐化变质的开端。

正因为从毛主席开始，中国的革命者主动淡化了自己的救世主色彩，始终强调人民的主体性，这才能导向毛主席所始终主张的六亿神州皆尧舜的人民民主事业。这也是归根到底，中国革命的主体是人民，服务的对象是人民，实现所依靠的是人民，觉悟的人民是革命之源。

那么，深刻理解这一点，对今天的我们来说到底有何必要性？

三

一种理论，尤其是一种宣称自己能指导人类发展问题的理论，它的生命力必然要在现实与实践中体现，要反映在对时代的解答之中。

在我们讨论当代社会主义发展的时候，我们无法忽视这样一个时代背景。那就是从冷战结束至今，当代依然是一个全球由资本主义主导的时代。即使我国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大国，依然充分发展了市场经济，并在全球经济循环中扮演着关键性角色。

伴随着生产力的进步，斗争的持续，早期社会主义者的诸多主张实际上已经落地，急迫的生存危机在主要大国，至少是我们身边已经不复存在。历史往往是这样，革命的最终成功，却消解了人们当初对革命的急迫性。

但在另一方面，如今，我们都已经感受到全球范围内的周期性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愈演愈烈。伴随主导冷战后资本主义世界秩序的西方走向衰落，全球经济和全球秩序日益走向一种礼崩乐坏的混乱局面。这种情形，尤其是东西方在共性和异态两种领域的对比，使得当代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逐渐走出低潮，重新成为人们不可忽视的思想潮流。可以说，如今这个历史时期，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呈现出一种二元关系。

二十世纪的社会主义革命在全球的异军突起，固然完成了救亡图存，民族解放的任务，促使资本主义世界进行了重大改良。但是，受生产力水平的限制，二十世纪的社会主义实践未能如人们预想的那样取代资本主义，这一愿景的失败，最终促使一度兴盛的全球社会主义浪潮走向低谷。相反，发达的资本主义世界不仅站稳了脚跟，还发展到新的高度，将它的生产关系覆盖到全球，一度主宰了物质和精神两个世界。

然而，恰恰是资本主义在全球的空前胜利，带来了空前的危机。巨大的繁荣促使了空前的堕落，失去了内部和外部的双重压力，当代资本主义体系的弊端被充分放大并呈现在人们面前。尤其是那些过去相对落后的亚非拉国家，比如我国，在经历了充分的市场经济发展和全球化洗礼之后，通过东西方的对比，获得了前所未见的实际体验和现实忧虑。

这样的情形，必然使社会主义的理念再次体现出它的价值，从而由虚空中的理论走向具备广泛社会认同的现实需求，并验证经典马恩式的判断，即，当资本主义充分发展之后，必然带来以社会主义为代表的下一个生产关系阶段的开启。

如果我们站在后人的角度看，上一个历史阶段的社会主义运动，作为一种资本主义发展带来的内生危机，确实未能撼动资本主义在全球范围内的主体地位，更多是起了一种促使其改良的作用。但在这样一个新的历史阶段，社会主义的新型生产关系，或者不管你称它为什么，为了取代当代已经陷入绝境的新自由主义生产体系，一种新型的生产关系都迫切需要得到阐发，才能适应当下新质生产力的进步。

可以说，资与社经过百多年的角力，发展到当下，虽然现实的困难还很多、理论的分歧也很大、前路也远谈不上清晰，但我国作为当代执世界生产力牛耳的第一工业强国，压力虽大，但成就也大，相应的前景亦大。

在这样的历史转折关头，我们确实处于一个现实环境越困难、社会问题越突出，转型的急迫性越强，人们对方案和路线争议越多的特殊时刻。这样的时刻，没有哪一种理论是可以不言自明的，它都要明晰地解答时代的困惑，通过指导实践取得切实的成果，这才能赢得人们的支持，体现自己的正确性。

由此，旧的理论叙事必须更新，我们应该直面当代人对包括社会主义理论在内的，上一个世纪革命理念的二次审视，和基于当代现实产生的困惑。我举一个典型的例子，进步主义是过去左翼阵营最常见的旗帜。然而随着它越发和多元化绑定在一起，风行全球，达到了所谓政治正确的高度。结果就是如今在全球范围内，保守主义正在全面回潮，人们对当下所谓的进步主义嗤之以鼻。谁在进步，进步去哪里？谁又是进步的代价？

确实，这种情形我们可以解读成反动的一方扭曲了进步的定义，通过偷梁换柱，掺沙子的形式，篡取了运动的主导权。但随着深入的辨析和对历史的回溯，我们恐怕又不能回避这样一个现实。哪怕从一开始，当最初的进步运动开始的时候，当我们过去认为它还是纯洁的时候，早期的社会进步实践就已经充满了混乱，分歧。

在龙蛇混杂，泥沙俱下的革命发展之中，参与者的成分与主张也是多种多样的。那些被当时残酷现实所不容许、被经过长期斗争所锻炼出的优秀一线干部所自发抵制、被强而有力的英明革命领袖所压制，却始终被一层好心办坏事的薄薄面纱所掩饰，没有被及时消灭的部分，本就如水入油，也许从一开始就为后来的乱象甚至变质埋下了根苗。

怎样去区别和判断什么是真正的进步，什么是打着左灯向右转的伪进步，从过去到当代，始终是我们要关注，认清的问题。而这个问题，我认为目前为止，最好的解答来自毛主席。毛泽东思想是二十世纪社会主义革命浪潮中最重要的思想成果，尤其是对中国社会的深刻洞察与深度契合，是讨论中国社会主义问题离不开的思想基础。

检验它的标准是什么，就是上面所总结的人民性。

四

在这一点上，我们应该充分汲取西方的教训。我们要知道，今天我们熟知的美国铁锈带，支持特朗普崛起的庞大失望人群的策源地，并不是出现在08金融危机以后。恰恰相反，90年代末，刚刚取得冷战胜利，如火如荼的美国就已经出现了铁锈带。可以说，只要统治阶级的利益和人民的利益不是一致的，那么盛世烟花之下一样可以充满无家可归的流浪汉。国家强盛的宏大叙事和个人事业的萧条无望是可以同时存在的，但后者终究会终结前者。

这就是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世界，冷战结束至今，短短不过三十多年，就从大获全胜落到满地狼藉，留给我们的深刻教训。而我们的社会看到了这种弊端，也引起了很大的忧虑。

当然，我们有必要理解这样一点。在长期的政治扭曲之下，欧美社会的意识形态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偏转，他们的人民群众一方面是本土资本主义的受害者，一方面是资本主义体系下的施害者。这导致他们的人民利益很大程度上是不纯粹的，是基于剥削第三世界基础之上的。而我们作为世界的主要生产者，我们的整体利益是我们对世界的客观贡献，由我们的人民群众靠劳动创造的。

要怎样克服这样的弊端，当然要始终坚持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人民性，而这又具体体现在能不能让中国人民真切分享到社会主义建设的成果上。世界第一的工业国就应该具备世界第一流的生活水平，应该使勤劳的中国人民可以安居乐业，充分享受自己的劳动价值，对未来有一种正向的期待。

当然，我们要客观承认，这需要先锋队的始终自觉，始终警惕，要长期和官僚主义乃至人性中的天然痼疾作斗争。但要如何保障这种警惕，确保先锋队不褪色呢？这就离不开人民监督，也是毛主席在寻求的，社会主义要如何跳出历史周期律的关键。

经历了市场经济洗礼，在全球化进程中，充分看清，乃至实际体会到了当代资本主义弊端，又得到良好教育，具备高素质的新一代中国人，正是希望之所在。

一个充满了暴徒流氓的国度，自然会诞生恶政，而一个国民普遍认同社会主义理念并愿意付诸实践的国家，自然会保障社会主义体制的稳定与不偏离。这正是毛主席当初所期待，经过社会主义体系多年培养，在新质生产力条件下所孕育出来，肩负历史使命的一代新人。当“六亿神州尽尧舜”的时候，我们自然会实现“敢教日月换新天”的伟大事业。

时代发展到今天，面对诸多分歧，各种五光十色的理论，我们不妨坚守这样一条底线。无论它高举什么样的旗帜，它是不是站在人民的一边，在实践中是不是真的代表了人民的利益，这是检验我们这个时代一切理论的标准。

即使前路坎坷，迷雾重重，我们之间也充满了迷惘与分歧，但我们终究已经站在当代世界生产力之巅。我们这个国家和民族，是注定要为自己，为全世界，为整个人类历史做出一些探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