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南极土著】

“对等关税”被美国最高法院否掉，三个自由派大法官加上保守派的首席大法官罗伯茨、戈萨奇和巴雷特都认为，《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IEEPA）不管怎么解释都不能得出授权总统征收关税的权力这一结论。

美国最高法院裁定特朗普政府大规模关税政策违法 NPR报道截图

图截自美国最高法院官网

在特朗普宣布对等关税几天后，我写了《美国国内制约特朗普关税政策的力量》一文，5月28日美国国际贸易法院裁定对等关税无效后，我又写了《特朗普关税政策的司法博弈》，并初步探讨了对等关税如被最高法院推翻，白宫可以征收关税的其他替代法律工具。对11月5日的庭审，我也做了跟进：《听完美国最高法院“对等关税”庭审的感受》。

最高法院今天的裁决，正式给IEEPA为基础的关税判了死刑。但IEEPA之外已经存在的关税，比如汽车、钢铁、铝、木材这类行业关税，以及232、301体系下的关税，由于不在这次诉讼争议范围内，所以不会受最高法院裁决影响，还是照常有效。

但这一纸裁决的确像白宫反复警告的，对美国正在进行的贸易谈判带来很大干扰。欧盟说我们得认真研究研究这个裁决再跟美国谈。巴西副总统说这个裁决太重要了，我们会密切关注。

中美贸易休战，剩下的10%对华“芬太尼关税”，原计划暂停一年的24%对等关税，也暂时都不存在了。那吉隆坡会谈的成果，是不是要重新再聊聊了？

这个时候稳定人心最重要。果然，法院发布裁决后，特朗普很快就召开发布会，宣布将立即采取新行动，对全球商品征收10%的关税，并启动新的贸易调查。

BBC报道截图

特朗普表示，他将改用其他法律授权，并明确点到了1974年《贸易法》第122条（允许总统在“国际收支”问题背景下征收最高15%、期限不超过150天的关税）。此外，他还承诺根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启动多项新的调查。第301条赋予总统在应对不公平贸易行为时征收关税的广泛权力。其他他提到的法律依据还包括1962 年《贸易扩展法》第 232 条、1974 年《贸易法》第 201条以及1930 年《关税法》第 338 条。

特朗普说，为了对其他国家征收“公平关税”或设定关税期限，需要进行一系列调查，预计“大约5个月时间”。不过这项10%的全面关税应当会在3天内生效，而新的调查将通过当晚发布的行政令正式启动。

他还表示，最高法院的裁决可能无意中扩大了他的权力，使他在对待那些“没有公平对待美国”的国家时，拥有更明确和更强大的监管贸易与征收关税的能力。新一轮关税的实施流程会稍微复杂一些，但最终结果会让美国获得更多收入。

上月，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接受《经济学人》采访曾经讲过，如果最高法院推翻了对等关税，政府会搭一个替代体系，把现有的关税版图原样保留下来，目标是尽量保持政策延续性。他还强调，这种“延续性”不只针对关税本身，也针对贸易协议。

在对等关税裁决发布后，财政部长贝森特对媒体表示：财政部的估算显示，如果使用1974年《贸易法》第122条的授权，再加上加强版的232和第301关税，将使2026年的关税收入几乎保持不变。贝森特还呼吁所有国家遵守协议，继续和美国开展贸易谈判。 

比换法律依据更麻烦的，是退款问题。

即便特朗普政府随后依据其他法律重新加征关税，是不是就意味着之前已经征收的那部分对等关税的钱自动合法、不需要退还了？

答案可能是否定的。从法理上来说，一码归一码，如果某一时期的关税被判定当时没有授权，那么那段时间的征收就是不合法的，后来换用232条、301条或122条等法源重新征税，并不能追溯性地补正过去的非法征收行为。

理论上国会可以通过立法追认过去的征收行为，使其具有溯及效力，但从国会目前的情况看，很难。别忘了，上周国会众议院还在推动否决基于IEEPA对加拿大征收的关税。

如果退还关税成了一个必须的动作，情况就比较麻烦。在联邦预算会计里，这部分退的钱通常算“收入退款”，也就是直接从总收入里扣掉，会推高当年赤字。正如卡瓦诺大法官在反对意见里指出的，政府可能需要向进口商退还数十亿美元的关税，这将给财政部带来巨大压力。

美国财政部大楼 资料图：新华社

关于该问题，其实去年11月5日庭审的时候，法官不是没有考虑过。阿利托大法官和巴雷特大法官都问过。比如，巴雷特大法官当时问几名私人原告的代理律师Neal Katyal：假设你方胜诉了，到时候怎么退款，我感觉会乱成一锅粥。

Katyal说，确实，过去最高法院没遇到过几十亿、上百亿规模的退款问题。但就我们这个案子而言，情况很简单，法院如果认定关税违法，政府就必须把多收的钱退还给我的五个当事客户。这一点在法律上没什么可质疑的。至于其他企业怎么办，那是另外一个层面的问题。我们目前还没有打算走集体诉讼的路线。对其他进口商来说，更可能的路径是按照《美国法典》第19编第1514条走行政程序，也就是先向海关提出异议，再根据结果决定是否诉讼。

Katyal也承认，操作起来会非常复杂。历史上类似的案件确实拖了很久。比如当年的“港口维护税”案（美国鞋业公司案），法院判税违法之后，后续的退款程序耗时多年，涉及大量索赔和各种衡平救济。但复杂和耗时本身，并不是法院拒绝作出违法裁决的理由。

Katyal还提到1990年的麦克森案（McKesson）。那个案子里，最高法院明确说过，即便裁决可能带来严重的经济冲击，也不能因此就认可一项违法的征收。可能导致财政混乱，不是纵容违法继续存在的正当理由。当然，法院在处理后果时也有工具。比如在“北方管道案”中，最高法院曾暂缓执行判决，给国会时间通过立法补救。本案也可能出现类似情况，由国会出台特别方案。

另外，他提到“约翰·Q·哈蒙斯案”（Office of the U.S. Trustee v. John Q. Hammons Fall 2006, LLC）的规则，意思是法院在某些情况下可以限制判决的适用范围，比如只对未来适用，不完全溯及既往。也就是说，法院不是只有全退或全不退两个极端选项，可以在救济方式上做出技术性安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