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很多人提起九十年代，脑子里可能很多都是《繁花》里的灯红酒绿，是一夜暴富的传说，但那只是90年代复杂图景的一个切片，是幸存者偏差，是镀了金的记忆碎片。
对于执掌中国经济这艘巨轮的舵手们来说，真正的九十年代，前面有一道坎必须要迈过去，迈过去海阔天空，迈不过去万劫不复，而且这道坎上写着四个字——脱胎换骨。
八五计划是这样，九五计划，也是在这样一个时刻开始的。
一.九五计划开局有多难？
时间拨回到一九九五年的秋天，整个中国的空气里都弥漫着一种奇妙的气氛。八五计划马上就要结束了，这五年中国经济的增长速度让全世界都看傻了眼。从1991年到1995年，中国的GDP年均增长率达到了11%，这是个什么概念？这意味着每6年经济总量就能翻一番。
但问题在于，这种高速增长背后藏着巨大的隐患。
1992年的南方谈话如同一声惊雷，彻底解放了人们的思想禁锢，让中国这艘大船重新找到了航道，就是继续彻底地、大胆地改革开放。
但与此同时，因为势头太猛，它也带来了经济过热和通货膨胀，伴随着的是物价飞涨、货币贬值、抢购成风。
那几年，全国各地都在疯狂上项目、大搞建设，银行的钱跟不要钱一样往外贷，而这其中，有很多是重复建设，造成了严重的资源浪费。
虽然在1993年下半年，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朱镕基就提出了著名的“十六条”宏观调控措施，但政策执行需要周期，通货膨胀在1994年达到了峰值24.1%，之后才开始下降，这个问题在1995年时，依然是严重的。
更要命的是国有企业的问题，虽然经济总量在增长，但国企的日子却越来越难过。到1995年，全国国有企业的亏损面已经超过40%，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小一半的国企都在赔钱，而这些企业养活着上亿的工人和他们的家庭。
当时的高层们很清楚，这个时期的中国经济就像一辆高速行驶的火车，速度是快，但轨道下面的地基却在松动，如果不赶紧加固，迟早会出大事。
1995年9月，中共十四届五中全会在北京召开。这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制定“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会议结束后，时任国务院总理李鹏在记者会上说了一句话：
九五计划的核心，是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根本性转变。
这句话听起来很官方，但翻译成大白话就是：我们不能再靠拼命砸钱、拼命上项目来搞经济了，得换个活法。
1996年1月1日，当新年的钟声敲响的时候，九五计划正式启动了。
此时摆在决策者面前的第一道难题，就是如何给过热的经济继续降温，而且这个过程还一定要平稳。
这个难度有多大？打个比方，就像你开着一辆时速180码的车，前面有个弯道，你得把速度降到60，但你不能急刹车，因为车上坐着十几亿人，一个急刹车，大家都得飞出去，你只能一点一点地慢慢减速，这也就是经济学上说的“软着陆”。
负责开这辆车的司机，上面说了，是时任国务院副总理，也是下一任国务院总理，一代大改革家——朱镕基。
朱镕基的手段很简单也很直接：收紧银根。他要求各大银行必须严格控制贷款规模，那些乱七八糟、重复建设的项目，一律不准贷款。与此同时，他还整顿了金融秩序，关闭了大量违规的信托投资公司。
这套组合拳打下去，效果立竿见影。通货膨胀率从1994年的24.1%，到1996年降到了8.3%，到了1997年，更是降到了2.8%。
看起来很完美对吧？但问题是，刹车踩下去，有人就得受伤。
海南的房地产泡沫破了，无数的烂尾楼立在那里，成为一个时代的墓碑。大量的房地产公司破产，银行的坏账堆积如山。更严重的是，经济降温带来的连锁反应开始显现，企业订单减少，工人开始下岗。
但是没办法，就像一个人得了病，你想祛除病灶，就得下猛药，而药都是有副作用的，吃多了也不好，关键，就是在这个过程中掌握微妙的平衡。
二.暴风骤雨1997
在无比艰难的经济调整中，时间来到了1997年，这一年发生了太多的大事，每一件都足以改写历史。
这一年7月1日0时，香港终于回归。当五星红旗在香港升起的时候，无数中国人热泪盈眶，150多年的屈辱，在这一刻画上了句号。
但就在举国欢庆的时候，一场让本就困难重重的经济调整雪上加霜的风暴，正在酝酿之中。
1997年7月中旬，泰铢突然暴跌。这场从泰国开始的金融风暴，迅速席卷了整个东南亚。
亚洲金融危机来了。
这场危机的破坏力有多大呢？韩国的货币韩元，在短短几个月内贬值了50%；印尼盾更惨，贬值幅度超过80%。无数的企业破产，无数的工人失业，东南亚国家几十年积累的财富，在几个月内就灰飞烟灭。
制造这一切的人，叫索罗斯。
这个人，你说他是金融天才也好，说他是秃鹫也罢，反正他干的事就是专门盯着那些有问题的经济体，然后用金融手段把它们打崩，从中大赚一笔。1992年他狙击英镑，逼得英国退出欧洲汇率体系，一战赚了10亿美元。这次又把东南亚搅了个天翻地覆。
泰国、马来西亚、印尼、韩国，就这样一个个倒下去。而最可怕的是，这场风暴正在向中国逼近。
他们盯上了香港。
索罗斯的算盘简单来说就是，我先大量借入港币，然后在市场上疯狂抛售，换成美元。这个过程中，因为抛售的量很大，会造成港币贬值。香港政府肯定不会眼睁睁看着港币贬值，但要守住汇率，就必须用美元买入港币来稳定市场。等香港的美元储备耗尽了，港币就会崩盘，贬值就成了定局。
那索罗斯怎么挣钱呢？比如当时他借了800亿港元，这些港元前面抛售时卖了100亿美金，而现在港币贬值了，他只要用90亿美金就能兑换回来800亿港元，再用这笔钱把前面的借款还掉，这中间的10亿美元差价，就是他赚的。
1998年8月，索罗斯发动了总攻。
他的手法很毒，他不光在外汇市场上做空港币，同时还在股票市场和期货市场上做空恒生指数。逻辑是这样的：如果香港政府要保汇率，就得提高利率，利率一高，股市就会跌；如果香港政府不保汇率，港币贬值，外资撤离，股市还是会跌。
那几天，香港的金融市场简直就是人间地狱。恒生指数一天跌掉几百点，整个市场都在恐慌性抛售，香港的外汇储备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在消耗，每一天都要烧掉几十亿美元。
当时的恒生指数从16000点一路跌到6000点，跌了六成。
更要命的是，索罗斯还在加码。他在期货市场上疯狂做空恒生指数，同时在外汇市场上猛攻港币。这个打法意味着，他要把整个香港的金融体系连根拔起。
当时香港政府的外汇储备有900多亿美元，看着不少是吧？但索罗斯他们调动的资金规模，那是以千亿美元计的，而且这帮人不是单打独斗，背后跟着一群国际大鳄，都在等着分肉吃。
就在所有人都觉得香港要完的时候，北京那边传来了消息。
中央政府放话了，说得很简单：
中央政府将不惜一切代价维护香港的繁荣稳定。
这句话翻译翻译就是：索罗斯你来吧，我们接着。
话音刚落，中国银行、建设银行这些内地的国有大行，立马开始往香港调钱。人民银行也站出来表态，中国1500多亿美元的外汇储备，随时准备支援香港。
这个时候，索罗斯应该意识到了，他这次踢到了铁板，因为他面对的不是一个金融管理局，也不是一个香港政府，他面对的是整个中国。
8月14号，香港政府做了一个决定，这个决定在当时震惊了全世界，曾荫权宣布，政府要直接入市买股票。
你可能觉得这有什么大不了的，政府买股票救市不是很正常吗？但问题在于，香港是全世界最自由的市场经济体之一，政府从来不干预市场，现在政府突然说要入市买股票，这在当时简直就是离经叛道。
8月14号那天早上，香港政府的操盘手们走进了交易室，开始疯狂扫货，和索罗斯死磕。恒生指数的33只成分股，汇丰、和黄、长实、中移动，每一只都买，而且是不计成本地买，股价多少已经不重要，市场上有多少抛盘，香港政府就吃下多少，索罗斯那边也在拼命砸盘。
这场仗打得有多惨烈呢？当时香港政府买汇丰银行的股票，买到什么程度？买完之后，发现自己成了汇丰的第一大股东；买和记黄埔，成了第二大股东。也就是说，香港政府为了打赢这一仗，直接变成了这些大公司的老板，这在香港历史上从来没有发生过。
8月28号，恒生指数期货的结算日，这一天是决战日。
香港政府在这一天把最后的弹药全部打光，而索罗斯那边也是拼了老命在砸，整个市场就像绞肉机一样。
下午四点，收盘，恒生指数定格在7829点。
索罗斯输了。
他在香港这一战，据说亏了8亿美元左右。但问题不在金额多少，在于，他输了，这是索罗斯职业生涯中为数不多的几次重大失败之一。
香港守住了，港币没有崩，但代价也是巨大的。香港政府背上了一大堆股票，这些股票怎么处理又成了新的问题。后来政府成立了盈富基金，把这些股票打包成基金份额，慢慢卖给市民，才算把这个窟窿填上。
这一战打完，全世界都看明白了一件事：中国政府是真的有决心、有能力保护自己的金融安全。
香港的仗打完了，但当时中国面临着一个更加重大的抉择：人民币到底要不要贬值？
这个问题可不是拍拍脑袋就能决定的。你想想，当时周边国家的货币全崩了，泰铢贬了一半，印尼盾贬了80%，韩元也腰斩。这些国家的出口商品价格瞬间便宜了一大截。中国要是不贬值，那中国制造的东西在国际市场上就贵了，出口企业日子就难过了。
所以当时很多经济学家都在给政府吹风，说贬吧，贬了就轻松了，反正大家都贬了，你也贬一下没人会说什么。
但问题在于，如果中国也让人民币贬值，那整个亚洲真的就全完了。周边国家刚刚货币贬值稳住了局面，还没缓过来，这时候中国要是也贬值，那些国家的货币会被迫进一步贬值，经济会进一步崩溃，整个亚洲都会陷入恶性竞争的螺旋。
而且更关键的是，香港刚刚回归，五星红旗刚升起来没多久，这边刚把香港接回来，那边转身就让人民币贬值，港币也会跟着遭殃，这会有损中央的权威，甚至是外界对“一国两制”的信心。
1998年，朱镕基最后拍板：人民币不贬值。
这六个字说出来容易，守起来难，而且代价是实打实的。1998年，中国的出口增速从前一年的21%，暴跌到0.5%，基本就是零增长；沿海的出口企业日子非常难过，大量工厂订单锐减，企业倒闭，工人失业。
但从另一个角度看，中国不但守住了人民币，也在国际上赢得了声誉，亚洲各国都记得，在最困难的时候，是中国没有落井下石。“负责任的大国”这个标签，就是从那时候开始真正贴到中国身上的。
三.惊涛骇浪1998
如果说1997年是在风暴中航行，那1998年就是在惊涛骇浪里搏命了。
1998年3月，朱镕基正式出任国务院总理，在记者招待会上，他说了一段话：
不管前面是地雷阵还是万丈深渊，我将勇往直前，义无反顾，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很多人听了很感动，觉得这是豪言壮语，但实际上这不是什么豪言壮语，这是大实话，因为摆在朱镕基面前的，确实就是地雷阵和万丈深渊。
亚洲金融危机还在持续，出口受阻，造成工厂倒闭，工人失业。国内需求也上不来，老百姓没钱，或者有钱也不敢花，因为不知道明天会不会下岗。前几年中央愁的是通货膨胀、投资过热，而现在呢？恰恰相反，经济面临着严重的通缩风险。
更要命的是，1998年夏天，长江流域发生了特大洪水，这场洪水的破坏力之大，直接造成经济损失两千五百多亿元，真就是屋漏偏逢连夜雨，船迟又遇打头风。
但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央做了几个极其重要的决定。
第一个决定是：启动积极的财政政策，尽一切可能扩大内需。说白了，就是政府借钱搞建设，用基建投资来拉动经济。
1998年，中国发行了1000亿元国债，专门用于基础设施建设，修路、建桥、修水利，能上的项目全上。
这个政策其实是有争议的，因为当时财政赤字已经不小了，再借这么多钱，风险很大，但朱镕基很清楚，如果不这么做，经济可能会陷入通缩的恶性循环，那更危险。
第二个决定是：加快住房制度改革。1998年7月，国务院宣布停止住房实物分配，实行住房分配货币化。大白话就是，单位不再分房了，你得自己去市场上买。
这个政策刚出来的时候，很多人是质疑的，凭什么以前不用花钱，现在要我们自己掏钱买房？但从宏观角度看，这个政策释放了巨大的内需，房地产从此成为中国经济的支柱产业，也成为拉动内需的重要引擎。
当然，这个政策后来带来的问题也很多，房价飙升、年轻人买不起房。但在1998年那个时刻，这个政策确实起到了稳定经济的作用。
第三个决定，也是最难的一个决定，就是国企改革。
前面说了，1995年，全国国有企业的亏损面已经超过40%，而这个数据还在不断上升，这意味着小一半的国企都在赔钱，一面是连年的巨额亏损，一面还要解决职工衣食住行教育医疗养老等一系列问题，在很多地方，国企问题已经到了不改革就要崩溃的地步了。
所以，从1998年开始，中国大规模推进国有企业的改革重组。当时有一个口号叫“抓大放小”，简单说就是，大企业国家继续控制，小企业该卖的卖，该关的关。
这个政策的执行过程，是非常残酷的，无数的国有企业破产重组，无数的工人下岗。从1992年到2002年，累计下岗工人达到7601万人，7601万是什么概念？相当于一个中等国家的全部人口。
这些下岗工人，很多人是四五十岁的年纪，为国家的工厂奉献了一辈子，他们中的很多人没有其他技能，再就业非常困难，一夜之间，从工人阶级的主人翁，变成了社会的失落者。
从决策者的角度看，当然知道这很残酷，但是不改革，国企的包袱会越背越重，最后可能会把整个国家经济都拖垮，后果更加不堪设想，这是一个非常艰难的选择。
朱镕基后来在回忆录里写道：
国企改革是我一生中最痛苦的决定，我知道这会让很多人失去工作，但我没有选择。
为了缓解下岗工人的困难，政府也采取了一些措施，比如建立再就业服务中心，提供基本生活保障，开展职业培训等等。但说实话，这些措施只能解一时之急，不能根本解决问题，大量的下岗工人最终只能靠自己，摆摊的摆摊，做小生意的做小生意，艰难地寻找新的生存空间。
1998年的阵痛之后，1999年的中国开始显现出一些积极的信号。
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开始减弱，出口逐渐恢复，国内经济也在积极财政政策的刺激下开始回暖。1999年，中国的GDP增长率达到7.1%，虽然比不上90年代初期的高增长，但考虑到当时的国际环境，这个成绩已经很不容易了。
这一年，中国还发生了一件大事，那就是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和美国达成了双边协议。这个谈判过程非常艰难，前前后后谈了十三年，美国人提出了各种苛刻的条件，要求中国大幅降低关税，开放市场。
当时国内对于是否应该加入世贸组织，存在很大的争议。
反对的声音认为，中国的很多产业还不成熟，如果现在就全面开放市场，会被外国企业冲垮，特别是西方媒体的声音更是如此，中国崩溃论在那几年甚嚣尘上。但支持的声音则认为，只有融入全球化，中国经济才能真正做大做强。
最终，中国政府选择了拥抱全球化。1999年11月15日，中美双方在北京签署了关于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双边协议。虽然最终加入世贸组织还要等到2001年，但这个协议的签署，意味着最大的障碍已经扫清了。
回过头看，加入世贸组织是中国做出的最正确的决定之一。正是因为加入了WTO，中国才能成为“世界工厂”，出口才能实现井喷式增长，经济才能连续多年保持高速增长。
但在1999年那个时刻，没有人能够预见到这一切，人们只是隐隐约约地感觉到，中国正站在一个新时代的门槛上，一脚迈进去，就是另一个世界。
这一年还有一件事值得一提，那就是国庆五十周年大阅兵。10月1日那天，当崭新的装备从天安门广场驶过的时候，很多人都热泪盈眶。
这些装备和建国初期相比，已经有了天壤之别。新型导弹、现代化的坦克，这些都是中国自主研发的。在那一刻，人们突然意识到，这个国家已经今非昔比了。
四.九五计划深度总结
时间来到2000年，一个新的千禧年，也是九五计划的收官之年。这一年的中国，和五年前相比，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从经济数据看，2000年中国的GDP达到89404亿元，比1995年增长了55%。
更重要的是，经济结构开始发生变化。1995年的时候，第一产业（农业）占GDP的比重还有20%，到2000年，这个比重下降到15%；第三产业（服务业）的比重则从32%上升到39%。
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中国正在从一个农业国向工业国转变，从一个制造业为主的国家向服务业为主的国家转变，虽然这个转变还在初期阶段，但趋势已经很明显了。
国企改革也初见成效，经过几年的改革重组，国有企业的亏损面从40%下降到30%左右，一些大型国企通过重组上市，焕发出新的活力，虽然代价很大，但从结果看，这场改革是必要的。
在社会领域，2000年也是一个重要的节点。这一年，新浪、搜狐、网易这些门户网站已经上线，QQ也已经推出，一个新的时代正在来临。
9月，朱镕基在悉尼出席奥运会开幕式的时候，向国际奥委会主席萨马兰奇表达了中国申办2008年奥运会的决心。这不仅是对举办一次体育盛会的申请，更是中国向世界宣示，我们已经准备好了，准备好向世界展示一个现代化的中国。
说了这么多宏大叙事，我们回到普通人的生活。
2000年的中国，和1995年的中国，已经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
1995年，全国互联网用户只有几万人；2000年，这个数字达到了2250万。虽然和现在比还是很少，但增长速度惊人。
1995年，像砖头一样的大哥大还是土豪的标配，一台要几万块钱；2000年，手机已经开始普及。
1995年，如果你想买东西，只能去商场或者菜市场；2000年，超市已经遍地开花。
1995年，如果你想看电影，只能去电影院，而且片源很少；2000年，录像厅、VCD、DVD已经非常普及，港台电影、好莱坞大片应有尽有。
1995年，如果外出打工的父母想联系农村的子女，只能写信，因为农村能装固定电话的微乎其微；2000年，农村的固定电话正在逐渐普及。
这些变化看起来很小，但它们却彻底改变了中国人的生活方式。从某种意义上说，九五计划时期不仅是中国经济的转型期，更是中国人生活方式的巨变期。
所以，现在回过头看，九五计划这五年，到底意味着什么？
从经济增长的角度看，这五年的平均增长率是8.3%，虽然比八五计划的11%要低，但考虑到当时的国际环境和国内的改革阵痛，这个成绩已经相当不错了。
但九五计划的意义，可远远不止经济增长这么简单。
这五年，是中国经济实现“软着陆”的五年。从1994年24.1%的通胀，到1997年降到2.8%，再到1999年的轻微通缩，中国成功地控制住了经济过热，避免了崩盘的风险，这在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史上，是非常罕见的。
这也是中国经济体制发生根本性转变的五年。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越来越大，政府的角色逐渐从直接管理企业，转变为宏观调控和市场监管，虽然这个转变充满了阵痛，而且这个过程将极其漫长，但意义重大。
这还是中国融入全球化的关键五年。从应对亚洲金融危机展现负责任大国形象，到和美国达成入世协议，中国逐步从全球经济体系的边缘，走向了中心。
但这也是充满了牺牲和痛苦的五年。7600多万下岗工人，无数破产的企业，无数失落的家庭，这些都是改革的代价。
有人问，这个代价值得吗？
这个问题很难回答。下岗工人们用自己的牺牲，换来了国家的进步，在这个过程中，他们饱尝辛酸。
但从宏观的角度看，如果不进行这些改革，最后的结果可能是所有人一起完蛋。改革总是要有人付出代价的，问题在于，如何让这些付出代价的人，也能分享到改革的成果？这是那个时代留下的遗憾。
但我们也要看到，正是因为九五计划期间的这些改革，中国才能在加入世贸组织之后，迅速崛起为世界工厂，才能在21世纪的头10年，保持高速增长，才能在2008年金融危机的时候，有足够的实力去应对。
从这个意义上说，九五计划是承上启下的五年。它承接了八五计划的高速增长，又为新世纪的腾飞奠定了基础。它像一个桥梁，连接着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连接着封闭和开放，连接着旧时代和新时代。
2000年最后一天的晚上，很多中国人守在电视机前，等待着新年钟声的敲响。
即将过去的，是新千年的第一年，也是九五计划的最后一年，没有人知道这一年发生的种种，意味着什么，但所有人都隐隐约约地感觉到，一个新的时代正在来临。
九五计划结束了，但中国的故事还在继续。
那些在国企改革中下岗的工人，有的人重新找到了工作，有的人下海经商，有的人开了小店，用自己的双手继续生活，他们没有被写进历史书，但他们是那个时代真正的英雄。
那些参与改革的决策者们，也许会在深夜的时候想起那些种种艰难的抉择，或许有庆幸，或许有遗憾，或许有无奈，或许有释然。
历史不会给出标准答案，但会给出结果，九五计划的结果是，中国挺过来了，而且变得更强了。
就像一棵树，要长得更高，就必须要施肥浇水，修剪枝叶，修剪的过程是痛苦的，但修剪之后，树才能长成参天巨木，为人民遮蔽风雨。
九五计划，就是这样一次痛苦的修剪，它的意义，也许要等到很多年之后，当人们回望历史的时候，才能真正理解。
而那些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他们会记得，在世纪之交的那五年，中国经历了什么，付出了什么，又收获了什么。
他们会记得，那是一个充满了勇气、牺牲和希望的时代。
那是九五计划的五年，是中国脱胎换骨的五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