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朝亡国十三年之后的蒙古定宗二年（1247），时为藩王的忽必烈召见金朝遗老张德辉，并向他提了一个问题：“或云‘辽以释废，金以儒亡’。有诸？”
张德辉回答道：“辽事臣未周知，金季乃所亲睹。宰执中虽用一二儒臣，余则武弁世爵，若论军国大计，又皆不预；其内外杂职，以儒进者三十之一，不过阅薄书、听讼理财而已。国之存亡，自有任其责者，儒何咎焉！”
张德辉对“辽以释废，金以儒亡”的说法断然加以否认，但他的回答想必也非忽必烈所要的。所谓“金以儒亡”，是说金朝因过分的汉化而丧失其民族传统，最终导致亡国，而不是金朝因任用少数的儒生而走向覆灭。张德辉似乎是误解了忽必烈之问。
然而，令人奇怪的是，张德辉好像从未听说过“金以儒亡”的这种说法。不过从忽必烈的提问来看，这一定是当时社会上比较流行的一种言论，是时人对辽、金两国国祚倾覆的历史经验的总结。
历史记载表明，金朝之亡国，并非君王的无道、政治的腐败、吏治的衰弊。金朝的末代皇帝哀宗完颜守绪是一位勤勉有为、励精图治的政治家，在他亡国之后仍受到人们的普遍赞扬。譬如，金末进士王鹗在《汝南遗事》曾如此总结哀宗的德政：“虽未洽于太平，亦可谓小康小息者矣。属天开一统，地入大朝，遂至灭亡，犹足称颂”。以一位亡国之君，尚且可称“小康”，尚且“犹足称颂”，如此评价不可谓不高。后世文人也有通过诗词向这位亡国之主表达过诸多惋惜之情。历代亡国之君大都遭人唾骂，大概只有金哀宗和明崇祯二帝是例外。
金源一代，仅发生过一次比较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即宣宗时期在山东、河北地区爆发的红袄军起义。这次起义距金亡国尚有二十年。金朝亡国显然不是因为内政缘故。而社会上流传“金以儒亡”说法，其实质应是当时部分有识之士将金朝覆灭的原因归结为女真人的全盘汉化。那么，女真人的汉化何以会导致大金帝国走向倾覆呢？
（一）
国内史学界通常认为，在辽、金、元、清四个北族王朝中，女真人建立的金朝和满族建立的清朝属于典型的汉化王朝，尽管西方学者至今仍不接受这一看法。女真人的汉化不仅是金朝历史长河中的主流之一，而且用“全盘汉化”四个字来概括也不为过。导致女真人全盘汉化的因素很多，最主要的有两个：
首先，从生活方式来考虑，女真人主要生活在白山黑水的森林地带，这种地理环境使他们与生活在草原上的游牧民族有着明显的区别。总之，在大金国建立之前的百余年，女真人就已形成以渔猎和农耕经济补充成分的定居畜牧业的农耕生活方式。因此，女真人的生活方式很接近汉民族的农业定居生活方式，所以就不像契丹人那样有一套迥异于汉文化的东西。由于这个原因，女真人接受起汉文化就显得非常自然和特别容易，几乎不存在什麽先天障碍。
其次，在促使女真人彻底汉化的诸多因素中，猛安谋克（女真军政、兵农合一的基层制度）的大批南迁肯定在必须考虑之列。至海陵末年（1160），猛安谋克的人口分布区域已从金初的上京、东京、咸平府三路扩展到上京、东京、咸平府、北京、西京、中都、河北东西、山东东西、大名府、南京等十二路。北大刘浦江教授曾对金章宗泰和七年（1207）猛安谋克人口在全国各地的分布数量做过一个粗略估计，其中长城以南各路的人口估计360万，约占全部猛安谋克人口的47%。这个数字大致可以代表金代女真人移居汉地的比例。如此之多的女真人进入中原汉地，自然给女真人的彻底汉化提供了非常重要的机缘。
从女真汉化的主线来看，金源一代的历史变迁可分为三个时期：
一、从金朝初年至世宗大定初年
这是女真汉化道路中最关键的入门阶段。熙宗（1119—1150）和海陵两朝对汉文化无保留的接受，决定了金朝的汉化方向。至世宗大定初，无论是从政治体制的层面来看，还是从文化观念的层面来看，金国与中国传统的王朝国家已经没什麽根本的差异。姑且以大定三年（1163）十二月丁丑行腊祭一事作为这个阶段下限的标志，这意味着金朝已接受中原王朝的正统观念，基本完成了从北族王朝到汉化王朝的转变。
辽朝的汉化色彩始终不明显，其中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它一直坚持实行二元政治（我在前文《蕃汉一家、一国两号：从“大契丹”到“大辽”》中已有涉及）。金朝初期虽也一度模仿辽朝的北南面官制，同时奉行两套体制，但自熙宗改制（天会末年至皇统初年八、九年间）以后，除了猛安谋克制度以外，女真旧制大都被废弃，全盘采用汉制，故宋人谓金朝“政教号令，一切不异于中国”。政治体制的一元化，是女真人汉化很彻底的一个重要原因。
为了彻底铲除反对汉化的保守势力的根据地，海陵王采取了非常决绝的措施：“命会宁府毁旧宫殿、诸大族第宅及储庆寺，仍夷其址而耕种之。”如此坚决的态度，恐怕只有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可以相比。迁都燕京不过数年，海陵王又有了进一步南迁开封的打算。这一计划与侵宋的战争准备有关。
二、从世宗大定初年至章宗泰和末年
这是女真文化与汉文化的抗争阶段。为了遏止女真人迅速汉化的趋势，金朝统治者发起一场女真文化复兴运动，以挽救女真人的民族传统。但这一人为的努力根本无法扭转女真人的汉化方向，完全没有达到世宗和章宗预期的目的。泰和六年（1206）宣布允许猛安谋克户与州县民户自由通婚，以及翌年又宣布女真进士免试骑射，标志着金朝统治者最终放弃了对汉文化的抵抗。
三、从章宗泰和末年至金末
这是女真族走向全盘汉化的阶段。金朝后期猛安谋克制度的崩溃，打破了女真人与州县汉人之间的藩篱，给女真人的汉化创造了更加有利的条件。在金朝统治者保持民族文化的努力失败之后，女真族的彻底汉化成为不可避免的结果。
（二）
一般认为，若论汉化之彻底，大概没有哪个朝代可以和北魏相提并论，但南宋朱熹理学重要传人真德秀（1178—1235）却说：“金国有天下，典章法度文物声名在元魏右。”这样的评价足以证明，从生活习俗到价值观念，女真人自觉或不自觉地经历着一场文化的蜕变。问题关键是，女真人的蜕变又是如何导致大金亡国的呢？我想主要从以下两个方面对此加以考察。
第一，女真人的汉化彻底改变了其传统的生活方式，养成他们懒惰奢靡、耽于逸乐的生活风气，从而使这个一度生气勃勃的民族最终走向衰落。
女真人本以狩猎和农耕为生，生活质朴，不事奢华。但当他们迁入汉地之后，原有的生活方式很快发生了变化。大定二十一年（1181），世宗对朝廷臣僚所说的一段话清楚表明了当时一般女真人的生活状况：“山东、大名等路猛安谋克户之民，往往骄纵，不亲稼穑，不令家人农作，尽令汉人佃莳，取租而已。富家尽服纨绮，酒食游宴，贫者争慕效之，欲望家给人足，难矣。近已禁卖奴婢，约其吉凶之礼，更当委官阅实户数，计口授地，必令自耕，力不赡者方许佃于人。仍禁其农时饮酒。”
《金史》里的类似记载屡见不鲜。当时中原各地的女真人，或者“以田租人，而预借三二年租课”，或者“种而不耘，听其荒芜”，甚至靠出卖奴婢和土地来维持其寄生生活。到了金代后期，女真人奢侈懒惰的生活积习更是臻于极致，陈规（生年不详—1228）贞祐四年（1216）的一篇奏议中，称南迁的猛安谋克军户均为“游堕之人，不知耕稼，群饮赌博，习以成风”。
显见得，民风腐化到了无可救药的地步。金源一族的盛衰，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猛安谋克的盛衰，金朝后期的猛安谋克完全丧失了战斗力，这对大金的败亡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
不仅如此，生活在金源内的女真人也同样染上了懒惰奢靡之风。大定二十四年（1184）世宗巡游上京时，听说上京“宗室子往往不事生业”，而女真官僚“随仕之子，父没不还本土，以此多好游荡”。
次年四月，世宗在离开上京时，十分伤感地对前来送行的宗室亲属们说：“太平岁久，国无征徭，汝等皆奢纵，往往贫乏，朕甚怜之。当务俭约，无忘祖先艰难。”留居金源内地的女真人，理应能够保持较多的民族传统，可就连他们也陷入了这种可悲的境地。
第二，女真人的汉化彻底销蚀了其传统的尚武精神，使得这个昔日强大的马上民族在蒙古人的铁蹄下变得不堪一击。
12世纪初的女真人，曾经创造了一部神话般的历史：仅以二千五百人起兵的完颜阿骨打（1068—1123），仅用了十二年的时间，就将辽、宋两个帝国彻底征服。当时的女真人为何如此强大？《金史-兵志》这样解释说：“金兴，用兵如神，战胜攻取，无敌当世，曾未十年，遂定大业。原其成功之速，俗本鸷劲，人多沉雄，兄弟子姓，才皆良将，部落保伍，技皆锐兵。”
当初，作为一个新兴的马上民族，女真人具有一种天然的尚武精神，这就是他们当时无敌于天下的主要原因。然而，仅仅三四十年之后，时隔两代人，女真人就尽失其昔日的勇锐。南宋思想家、浙江金华人陈亮（1143—1194）谓金人一自南迁汉地，便“舍戎狄鞍马之长，而从事中州（原）浮靡之习”。
另据归正人（南宋对北方沦陷区南下投奔者的统称）说，海陵末年，金人在其最擅长的骑射方面已不如宋人，“虏人所射弓不过五斗，本朝战士所射弓多是一石或二石者”。至世宗时，统治者开始清醒地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世宗曾对兵部郎中高通说：“女真旧风，凡酒食会聚，以骑射为乐。今则奕諅双陆，宜悉禁止，令习骑射。”大定八年（1168），朝廷从猛安谋克中遴选侍卫亲军，而“其中多不能弓矢”。可见女真人的日趋文弱化已经是一个相当普遍的现象。
自金初以来，金宋两国使节相互往来时，照例要举办射工宴，双方在宴会上射箭以决胜负。金朝前期，金人在这种场合往往是胜多负少，然而从世宗以后，胜负就颠倒过来了。大定十年（1170），宋使来贺皇帝生辰，世宗“命护卫中善射者押赐宋使射工宴，宋使中五十，押宴者才中其七”。此后，这种情况屡屡发生，令金人感到很失面子，早在世宗时，皇太孙璟就曾提请朝廷注意这个问题，他提出：“今后使人射不胜者乞加罪”。
丧失了传统尚武精神的并不只是移居中原的那些猛安谋克。章宗明昌间（1190—1196），右丞相夹谷清臣（1133—1202）到胡里改路（今牡丹江流域）省亲，回朝以后，章宗问他：“胡里改路风俗何如？”夹谷清臣回答道：“视旧则稍知礼貌，而勇劲不及矣。”又说“西南、西北等路军人，其闲习弓矢，亦非复曩时”。
西南、西北路招讨司位于长城以北的蒙古草原，胡里改路则位于黑龙江下游地区，地处边裔。胡里改人在金初还不被认为是女真人，当地部族素以“勇悍”著称，开化程度不及女真。但到了金朝中后期，就连这种地方也未能避免汉化所带来的消极影响。
女真人的汉化，从根本上改变了他们昔日的好战精神和勇敢无畏的性格。金朝以兵立国，女真人从尚武到不武的转变，给大金王朝的国运兴衰带来了决定性的影响。借用一句元人的话来说，就是“金以兵得国，亦以兵失国”。
（三）
然而，在蒙元初期的汉族士人中，对金朝的亡国原因还有另外一种截然不同的解释。蒙古灭金的次年，金末太学士刘祁（1203—1250）写下了《辩亡》一文，意在总结亡国教训，他说：“金国之所以亡何哉？”“大抵金国之症，杂辽宋非全用本国法，所以支持百年；然其分别蕃汉人，且不变家政，不得士大夫心，此所以不能长久。”接着，又说“宣孝太子（即世宗太子允恭）最高明绝人，读书喜文，欲变夷狄风俗、尽行中国法，明昌、承安间复知保守整顿以防后患，南度之后能内修政令，以恢复为志，则其国祚亦未必遽绝也”。
照刘祁的说法，金朝之所以亡，是因为汉化得还不够彻底，期间还有逆汉化之举，如果世宗太子允恭有幸能够继承皇位，像北魏孝文帝那样“尽行中国法”的话，金国就未必会败亡得这么快了。
持有类似观点的还有元初的汉族儒士郝经（1223—1275）和许衡（1209—1281）。郝经在作于中统元年（1260）的《立政议》中，极力鼓吹当行汉法，并以金朝作为前代北族王朝行汉法的成功例子，谓金人“一用辽宋制度”，“真德秀谓金源氏典章法度在元魏右”。因此要求忽必烈以金朝为榜样，力行汉法。
许衡在至元二年（1265）向忽必烈奏上的《时务五事》，其中有一段文字说：“自古立国，皆有规模。……考之前代，北方之有中夏者，必行汉法，乃可长久。故后魏、辽、金历年最多，他不能者，皆乱亡相继，史册具载，昭然可考。”《时务五事》的主旨也是劝谏蒙古统治者采用汉法，并且断言“必行汉法，乃可长久”，认为金朝之所以能立国百余年，乃是因为行用汉制的缘故。
上述观点与“金以儒亡”的说法是完全背道而驰的。为什么对金朝的亡国原因会有如此大的分歧？
这与蒙元初期的时代背景有关。蒙古人初入汉地，统治手段相当野蛮，根本无视汉文化的价值，对汉族文明持抵制的态度，因此当时的汉族士人总是积极鼓动蒙古统治者推行汉法。在这种特定的政治氛围中，他们当然不会接受“金以儒亡”的说法，而是把金朝当中汉化成功的典范来看待，甚至要说金朝的亡国是因为汉化程度还不够。
时过境迁之后，17世纪的满洲人就完全是另外一种说法了。
清太宗皇太极（1592—1643）曾向宗室诸王和满汉大臣阐述他对金朝亡国的看法：“朕思金太祖、太宗法度详明，可垂久远。至熙宗合喇及完颜亮之世尽废之，耽于酒色，盘乐无度，效汉人之陋习。世宗即位，奋图法祖，勤求治理，惟恐子孙仍效汉俗，预为禁约，屡以无忘祖宗为训，衣服言语，悉遵旧制，时时练习骑射，以备武功。虽垂训如此，后世之君，渐至懈废，忘其骑射。至于哀宗，社稷倾危，国遂灭亡。”
皇太极的这种解释，与“金以儒亡”的说法基本上是吻合的，后来的清朝诸帝也都持有类似的观点。由于满洲统治者所处的地位与当初的女真人极为相似，所以他们对于金朝败亡的教训有比常人更为深切的理解。（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