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緝憲，大灣區香港中心研究總監，香港大學地理系前系主任。

中國經濟從不缺潛力，缺的只是政府退一步的定力。

宏觀數據的中國，出現一種奇異的並存。

2025年第四季工業產能利用率僅74.9%，連續4季低於警戒線；PPI連續36個月負增長，CPI全年零成長，青年失業率觸及新高。但同一年，免簽入境外國人多達3008萬人次，升49.5%；入境遊客總花費1311億美元，漲39.2%。

在同一片天空下，工廠開工不足，街邊夜市卻愈夜愈旺。

這種反差，不是需求問題，而是制度把需求隔在門外。官方開出的解救藥方主要有二：短期靠消費券拉動需求，中長期則靠補貼製造「新質生產力」的「未來場景」，諸如低空經濟、具身人形機械人、生物製造等。

消費券治標尚可理解，但以有形之手挑選贏家、人為製造場景這一路，卻可能讓資源錯配變得更甚。

兩招鬆綁解放市場需求

真正管用的其實是第三條路：鬆綁。入境免簽鬆綁3年，外國人自己送3000億元（人民幣．下同）到中國消費；夜市鬆綁，養活數以千萬計家庭，為基層人民提供就業。放開一道門，就能換來一片市場，比投資拉動「造場景」更實在。

鬆綁之一：把3億人請進「制度的城門」

中國最大一塊被壓抑的需求就寫在戶口簿上。截至2024年底，全國流動人口3.58億，常住人口城鎮化率67%，戶籍人口城鎮化率卻只有49%。18%的差距，對應着約2.5億在城市工作、卻拿不到本地戶口的人。他們的邊際消費傾向，比同齡城市戶籍居民低約18%。

因為孩子上學、父母養老、自己看病、退休金領取，全都繫於一本戶口簿；他們不敢花錢，不是不想，是不能。

路徑已明瞭，今年5月《關於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務的實施意見》，以常住地為單位、逐步剝離戶籍身份與公共服務的綁定關係。然而，新政遲遲落不了地，原因不在中央，也不在地方，而在兩者之間的財政責任分擔：教育、醫保、保障房、養老都是真金白銀，在現行分稅制下，地方政府拿不到相應稅基。

內地學者陶然、蔡昉近年反覆指出，戶籍改革的真正瓶頸不在戶口本身，而在中央與地方如何分擔改革成本，這與本文主張的鬆綁邏輯殊途同歸。

化解方案不難，中央承擔主要事權，把「農民工市民化」列為中央財政的首要大事，按實際落戶人數對接收地做常規化補貼；土地指標、建設用地、轉移支付一併掛鈎。

所謂「鬆綁」，在戶籍這件事上，本質是放開「行政的手」，用「預算的手」接過來，即換一種方式來管：只管財政責任，不管個人身份。

鬆綁之二：讓服務業從「准生證思維」放出來

如果戶籍是把3億人擋在城門之外，那麼服務業的准入壁壘，則是把幾十萬億元的潛在產值鎖在文件櫃裏。2025年內地服務業增加值突破80萬億元，佔GDP比重57.7%。可是，該數字橫向對比卻很刺眼：發達經濟體普遍在70%至80%之間。

IMF曾直言，中國服務業「仍遠低於發達經濟體約75%的平均水平」，是「一股未被充分利用的經濟增長動力」。有研究指出，若服務消費佔比追至日本水平，可釋放約15萬億元消費潛能。

問題出在供給端被「准入」二字困住。

電訊增值業務仍屬外商「限制類」，外資持股不得超過50%；互聯網醫院至今尚無外商獨資先例；教育、養老、文化這些直接關聯民生的行業，仍以局部試點為主。生產型服務業佔服務業比重僅約30%，遠低於美國的65%。

不是市場不需要，而是准入把民間資本、外資、跨境人才一併擋在門外。

不過，轉機正在出現。國務院《2025年穩外資行動方案》擴大電訊、醫療、教育試點；新版《市場准入負面清單》把限制項由117項縮至106項。

方向正確，卻仍是「試點式鬆綁」。選幾個城市、圈幾個行業、跑幾年評估、再研究推廣，這節奏本身就是「有形之手選擇」的另一種表現。真正的鬆綁，是把負面清單真正當負面清單用──非禁即入、審批改備案、股比不設限、內外資一致，把民生服務業一次過向合規主體打開。

政府該做的是品質標準與事後監管，而非事前挑選誰能進、誰不能進。

決定權應交回投資者

需要鬆綁的，除了戶籍與服務業，還有很多，這裏再舉幾個例子。

一是民營經濟：40年間，為支持民營經濟出台過4份中央文件，最新的是去年5月正式施行的《民營經濟促進法》。

民企貢獻60%的GDP、80%城鎮就業，惟2026上半年民間投資下降8.5%。在金融這一環尤其明顯，民營銀行牌照多年未有新增，村鎮銀行在整合中萎縮。

40年來的4份文件，不斷重申一視同仁，惟「重申」本身就說明從未真正做到。健康的市場經濟，不需要為某一類市場主體專門立法。

二是資本市場：註冊制自2019年科創板試點至今已6年，退市、造空、集體訴訟三大市場自淨機制仍不完整；A股IPO節奏由監管窗口指導決定，而非市場定價說了算。

「鬆綁」在這裏的含義很簡單：把「什麼時候上、什麼時候下」的決定權，交回給投資者的錢包，而不是審批單位的印章。

三是要素流動：長三角沿線9個城市實行的「G60科創走廊」，是在企業互認、政務通辦、產業聯盟等方面嘗試整合，是要素流動制度化的正確方向。

可是，方向正確不代表力度足夠，9個城市內部仍各自發放產業補貼，「一區一策」、「一事一議」，本質仍是用看得見的手，人為造出扭曲的市場環境。

地方政府習慣以稅費減免、土地優惠、財政補貼吸引特定產業落戶，這與「按長官意志建場景」是同一回事，不僅會加劇內捲，還可能造成更多重複建設與資源錯配。

這幾年中央陸續出台《公平競爭審查條例》、《全國統一大市場建設條例》、《妨礙建設全國統一大市場事項清單》、《招商引資鼓勵和禁止事項清單》，同時建立地方財政補貼負面清單。

這正是鬆綁的方向：不是再多造幾個「示範區」、「先行區」，而是把地方政府扭曲市場環境的權力統一收攏、統一標準。

政府口號是「有為政府＋有效市場」，在市場規則不完善的地方，政府最大作為就是完善市場規則，只做裁判，不做教練，否則「有效市場」就是空話。

改革須靠政府敢於放手

回望1978年到1992年的改革，其實只做了一件事：鬆綁。包產到戶為農民鬆綁、雙軌制為價格鬆綁、鄧小平南巡講話為民營企業家身份鬆綁。

所謂「中國奇蹟」，一半是出於民間的勤勞和智慧，另一半是政府終於肯把手拿開。

今日的困局，不在於工具箱不夠深，而在改革語言被替換了：從「鬆綁」變成「拉動」，從「放開」變成「引導」，從「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變成「精準識別優質產能」。

動詞換了，主語也換了：過去讓市場動，現在讓政府動。鬆綁，就是回到讓市場主動。

橫空出世的大疆無人機和DeepSeek，都是純民營、無補貼、不在任何「重點扶持目錄」之內，卻在全球競賽中殺出重圍。

這恰好印證一個樸素道理：有創新力的企業和事業，是在有市場規則的同時又不被干預的「放手型環境」中，自己找到市場和產品，從而成長起來的。

40年前，改革靠的是政府敢於放手；40年後，改革仍然要靠政府敢於放手。與其為無人機劃出天空，不如為3億人打開城門；與其造場景給消費者看，不如拆藩籬讓市場自己說話。

中國經濟從不缺潛力，缺的只是政府退一步的定力。

（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