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18世纪的工业革命，世界经济爆发式增长，人们逐渐从身份制（阶层社会）的桎梏下解放出来，“自由”“平等”的理想主义大旗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被高高举起，自西向东影响世界每一个角落。作为针对王权（神权政治）的社会改革——革命运动的近现代，拉开了波澜壮阔的序幕。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人间重返繁荣和富有，人们关注的焦点开始从“社会”转向“自我”。这是“现代的转折点”，有成为20世纪60年代的嬉皮士（Hippie）运动和“花孩子”（Flower Children）的先驱，后为自我主义（Mesim）——这是新闻主义的旗手汤姆·沃尔夫命名的——20世纪70年代所延续。
欧洲的社会学家将“过了转折点的现代”称作“后期现代”、“自反性的现代”（所谓“自反”其实就是循环）。在前期近代社会里，人们信奉的是马克思主义的“改变社会”的思想，进入后期现代之后，那种“大叙事”（革命）就不再流行了，反而“改变‘自我’”的“小叙事”（自我启发）传播开来。
在“大叙事”中，人们作为一个“群体”被认知，虽然他们极力谴责国家权力和资本主义，但革命思想并没有引起每一个人发自内心的关注。与此相反，“小叙事”中的人们对政治、经济毫无兴趣，他们只愿意面对自己的内心。20世纪60年代，虽然残存有“改变自己就改变了世界”的王阳明（1472—1529）式的理想主义精神，但进入20世纪70年代后，就逐渐退潮了，“成为更加能挣钱的我”的功利主义方法论开始大行其道。
从前期现代（大叙事）到后期现代（小叙事）的转移是社会变得更加富裕、更多元化的必然结果。
在后期现代，“我”成为无可替代的、独一无二的绝对价值（“only me”），每一个人都是平等的，特殊的“我”（“No1”）是不存在的。由于这种以“我”为中心的思想的存在，革命走向人的内心，“寻找自我”成为人生的目标。
随着“从共同体到自我”的变化，社会的形态也发生了巨变。
法国政治思想家雅利西斯·德·托克维尔（1805—1859）曾访问美国，对美国的社会平等感到十分惊诧。
托克维尔认为，像旧大陆那样的身份制社会是不存在不平等的。当时，贵族和平民被认为是“不同”的人，贫民压根就没有想过自己与贵族“作为一个人是平等的”。只有在没有身份差异的平等的社会里才会出现不平等的问题。认为自己与对方是平等的，这时，人们才痛苦地意识到相互之间的不平等。
从这个意义上说，“现代”是这样一种运动，即让隐而不见的不平等显现出来，通过不断地申诉，使得既有的权威解体。在将无可替代的“我”作为独一无二的绝对价值的后期现代社会里，这个运动使得宗教、阶级和中间共同体空洞化，将社会“液体化”。
在美国、欧盟等“液体化的社会”里，与地域和文化上的差异无关，人们将社会性问题还原到个人环境和异常心理的角度加以解释，比如像“精神创伤”“巨婴”“多重人格”等通俗心理学术语流行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
在对待贫困的态度上也有着巨大的差异。
在前期现代社会，失业被当作是社会阶层的问题，最终凝结成无产阶级发动的阶级斗争。与此相反，在社会问题个人化的后期现代社会里，贫困被认为是个人经历——如家庭、教育、恋爱、职业体验等的结果，从主流社会中落伍的人们将不会组成社会团体，他们将作为无业游民如尼特（NEET，“not in employment, education or training”的缩写）、自由职业者被孤立起来。
传统的共同体之所以解体，也是由于现代实现了福利国家的理想的缘故。我们通过富裕的社会和充实的社会保障制度从农村社会里解放出来，但与此同时又放弃了共同体的安全保障，自己个人承担了所有的风险。
在前期现代社会，从传统的共同体中解放的个人被学校、公司、维稳单位等“现代组织”所吸纳，要遵从这些组织的道德和秩序。在后期现代的消费社会里，这种共同体的道德受到否定，“按照自己的意愿”成了唯一的价值。
后期现代并非后现代，而是单纯化了的现代。被称之为“现代病理”的东西是现代必然的结果，在现代的框架内是无法“治愈”的。
将“按照自己的意愿”当作唯一价值基准的生活方式，就是以“自我”为基础独立生活。我们把参照自己决定自己的将来的这种无限循环的结构称作“自反性”的。在“自反式的现代”社会里，所有人都会陷入这种无限循环之中，而这也是后期现代的主要特征。
在自我中寻找“自我”的自反性现代极其不稳定，如同荷兰埃舍尔（1898—1972）的三维立体画一样，于是，就出现了如何调节不稳定的自我的必要。这就是大家在自我启发读物中所熟悉的称作“自我管理”的心理方法。
在现代社会中，无法自我管理的人被视为落伍者。这是源自最早闯进自反性的现代国家——美国——的思想，但现在已经广泛传播到旧大陆的每一个角落，如我们的大学生在求职活动中必须进行“自我分析”。
患神经官能症、轻微的忧郁症以及ADHD（注意力缺陷）的人激增就是自反性现代的特征。在自我调节的社会里，哭泣、喊叫等感情的发泄行为都被视为“异常”，应该给予精神病学上的治疗。以东亚社会的日本为例，据一份官方调查显示，人在一生中至少得过一次忧郁症的“生涯有病率”达6.5%。在男女差别上，女性的发病率是男性的两倍。这种忧郁症的大众化是自我调节社会中特有的现象。
在人们怀抱着无限循环的根本性不安的自反性现代，社会被“心理学化”，出现了巨大的心理咨询和药物的市场。人格形成的目的是自助，只有自己能够确切地控制住自己，“按照自己的意愿”进行生活的方式才能够成立，这是一种公共思想。
那么，“自我调节”究竟是怎样的一个状态呢？
在美国，肥胖者、吸烟者、有婚外恋者被认为是不适合做经营管理者的。因为，人们认为，上述几点都是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加以控制的一种习惯，无法管理者自己和家庭的人也一定管理不好一个单位。美国前总统奥巴马的戒烟失败成为大新闻，其中的原因就在于此。
此外，或感情爆发，或失去平和，或脸上不能浮现出自然的微笑都被视为无法进行“自我调节”的证据。在美国总统大选或预选的电视辩论中，候选人的表情被传播到全世界，失去“自我调节”的人首先就落选了。
法国哲学家米歇尔·福柯（1926—1984）在《监狱的诞生》等著作中反复指出，现代社会的权力不是通过外部对我们进行压制，而是我们本身通过警察、学校、工厂以及监狱的规则和训练将权力内在化了，我们是自己在压制自己。
在这里，权力（而不是国家）给人们加以物理上的暴力，是为了更具建设性地让你“生存”下去。“好的”市民在学校取得好成绩，在公司取得好业绩，在家庭是个好丈夫好妻子。由此，人们调节着自己。
后期现代，由于富裕，人们从共同体的约束中解放出来，但因此，我们又陷入由自己给自己打下的“牢笼”——自反性的陷阱之中。于是，“按照自己的意愿生存”的极其自然的愿望就产生出永无止境的不安。（完）